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梅殷的三万军队受到重创,当阵亡不到三千人的时候,官军已然是失去了打下去的勇气,扔下兵器旗帜转身就跑。

溃败之势一旦形成,几乎再无人可以扭转,梅殷神色绝望目光呆滞,被手下牵着战马随着人流而去。

徐灏松了口气,补给线的延长是致命的,现在的弹药储存量已经不足以支撑一场大战,尤其是笨重火炮对补给的依赖太大,因此来时携带了相对轻便的五十门,其余都由水师运回了北平。

而官兵的战力也有婿乎预料,短短二十来年的承平岁月,普通卫所的军户几乎和平民百姓无异了。与其显著对比的则是明朝水师,大概行舟必须依靠团队齐心合力,常年航行等同于时时刻刻都在训练,尤其是航行于海洋上的水师,随时面临不测风险一丝一毫都不敢怠慢,哪怕是由无能将领统率,貌似纵观明朝直到灭亡那一天,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大明水师近乎未尝一败。

徐灏记得不管是葡萄牙人、荷兰人、倭人都在海战上大败给了大明水师,可惜朝廷根深蒂固的陆地思维,没有重视和理解海洋的重要性,要知道眼下朝廷拥有着一支三千五百艘由各式战船组成的庞大水师,这是郑和之所以顺利下西洋的基础,是站在先帝的苦心经营之上。

当然大多数战舰都是海船,明朝每年都要派出上千艘战舰在南北海域内巡逻,即春巡和夏巡,针对来自倭寇的海上威胁,追逐倭船甚至都打到了朝鲜和琉球海域,但因先帝把倭国列为了不征之国,常年实行的是进攻性的防御战略。

徐灏瞅了眼神色兴奋的朱高炽,心说似乎这家伙和他儿子就是明朝水师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当然那时期有很复杂的原因,不能一味埋怨能称之为明君的仁宗父子。

但大多数官员确实是不了解水师的重要性。以朱棣的燕王府和建文朝廷为例,双方从始至终把水师当成战场上的附属,主要负责运输兵员和粮草,水兵成了运输工人。

如今沿海各地的水师,士兵五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派去造船,往往各地官员征调水师官兵修筑城防要塞或其他不相干的任务,这还是明初初年,越往后此种现象就越普遍。

梅殷的失利使得朱棣没了后顾之忧,燕军每天来往于江上适应水战。沿江南北郡县眼见燕军军容壮盛。纷纷派人秘密投降。

朝中君臣为此忧心如焚。建文帝被迫下达罪己诏,派遣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翰林修撰王叔英、刑部侍郎金有声、国子监祭酒张显宗等四处征兵,号召天下勤王。

被放逐的齐泰和黄子澄被召还共同商议防守大计,可惜声望大跌无法服众。文武官员一致认为他二人乃是连连失利的罪魁祸首,朝会是毫不客气的大肆斥责。倒是方孝孺由此脱颖而出,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被朱允炆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琿、徽州知府陈彦回、松江同知周继瑜、乐平知县张彦方、前永清典史周缙等先后起兵入卫。

建文帝下旨命姚善兼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五府之兵。

这时方孝孺向建文帝献策说:“事急矣,宜以计缓之,可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当至,北兵不习舟楫。我借长江天堑,与之决战于江上,胜负未可知也?”

建文帝遂请得皇太后之命,说服庆城郡主前往燕军议和。

庆城群主乃朱元璋从兄蒙城王朱重的第四女,辈分上是朱棣的堂姐。身为女流却参预到国事里,可想而知此时双方的消极态度。

朝中上下都期盼郡主此行能够稍缓燕军,问题是朱棣是何等人?不晓得抓住时机那他枉自带兵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胜仗。

六月初一日,后世的儿童节,朱棣命都指挥吴庸集合船只于瓜州,命内官和都指挥华聚率兵进至浦子口。

浦子口与厩隔江相对,华聚率船队进行试探,遭到官军激烈抵抗,大败而归。

不知何故,朱棣不想调和徐灏同穿一条裤子的沐皙率领舰队前来助战,也不想把徐灏和长子调到前线,倒是看到带领五千朵颜骑兵赶来的朱高煦,顿时忧虑一扫而空。

朱棣一手仗剑,一手抚着儿子的后背,说道:“勉之！世子多疾。”

朱高煦大喜,连日来就为了和兄长一争短长,不惜千里迢迢返回北平,召集新一批的蒙古骑士前来,再次许诺一等事成之后,大宁府就归属朵颜人。

与此同时,朝廷感到大战在即,恐何福独力难支,派遣都督佥事陈瑄前往援助,谁知陈瑄直接跑去投降了燕军。

何福身边的监军是兵部侍郎陈植,亲临江上慷慨誓师,鼓励将士们拼死战斗,但军中有都督金甲却倡言燕兵不可抗,不如学陈瑄一起投降得了。

陈植大怒,当场严厉斥责金甲不知顺逆,不懂君臣大义,金甲恼羞成怒,上前一剑砍死了陈植,然后率所部船队官兵投奔燕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