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别说，你爸，这些年，就挺愿意研究这些方言和民俗的。”

薛研抢着说：

“我们老师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外衣。”

万慧来把薛研喷过的饭桌子，收拾完了，又拿起暖瓶来，给张淑和候斌倒上两杯热水，说：

“爸，说说，您研究的怎么样了？”

于是，候斌慢慢说起了这些年后，来到东北定居，在语言上和地域环境的一些感受。

他说起跟他闲聊下棋的几个同辈，经常说长春人讲普通话标准，争的面红而赤时，让候斌出来说公道话。

候斌就一边劝解，一边开始琢磨这件事。

于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了个说法，就是移民城市大体都会这样。

今天的深圳也可以说是新兴移民城市，你看那里的人基本上都用普通话，而且讲得很好，马上就有位老者，手里还拿着个象棋字儿，抬头朗声说：

“当然讲得好了，你没看看那里的居民都是从什么地方过去的，东北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依然证明了这个说法，就是移民城市的语言特点。”

那么，为什么移民城市会这样呢？

移民城市就意味着各地人群的汇聚，以长春为例，山东移民可能最多，其次是河北，也有山西的，甚至有更远地方的移民。

以山东人为例，在山东各地，比如某个县都存在着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同是山东人，也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

这样的人群汇聚到一个他们陌生的地方，自然要寻找比较便捷的交流方式，自然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久而久之，一种方便实用，大家认可的语言交流方式就会出现。

认为这是个基本道理，但是道理是这个道理，它还有没有一些限制性条件呢？

基本原理是抽象的，是解释现象的，不等于现象本身。

如何转化为现实状态呢？候斌的个人看法，有限制条件，起码是这样几个：

一个是人口的聚集，如果移民过来了，但是依然是以原地人群为单位聚集，与其他人群相隔离，这与在原地没有区别，依然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语言的混同不可能实现。

第二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必须有突破自然交通时代的运载工具，使得移民得以大规模地移动。

那么这两条，在东北基本上具备了，主要是铁路的畅通。

当然，这是个发展过程，一开始不是这样，正因为后来铁路的畅通，铁路沿线城市群开始出现，过去垦荒种地的农民开始进入城市。

比如在1920年到1930年10年间，进入东北的移民高达600万，其中永久居留下来的至少有300万，成为东北人，形成了移民史的高峰。

那么这些人口是流向城市还是流向农村呢？总体来说大约有75%的人口进入了城市，因为随着近百年移民，东北土地开发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人满为患的状态，同时由于收益递减规律作用，农业收益也是下降。

以长春为例，1910年，长春城区内有人口4345户，人口数是人，到1922年，长春城区人口是16万4千人，仅仅10多年时间，城区人口数量增加了好几倍，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大量的移民进入东北各地城市，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种地的转化为工人或者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而正是这样的过程才有可能出现语言的混同化。

比如关于喝酒，东北人也称灌，并威胁说：

“你不喝，扯耳朵灌！”

这是沿用过年杀猪酒灌猪耳的绝招。

醉汉回到家，老婆斥责他：

“又灌猫尿了！”

候斌说：“就喝酒来说，就有抿、有灌、有整、有舔、有走、有扔这些个说法。我还记得有一次遇到售货员与顾客吵架，一位老太太问这芹菜怎么这么老啊！服务员回答她：老？哪根不比你水灵！有劲没？”

“哈哈，有劲，真能把人噎死，落地能砸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