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不是说了嘛，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对于这句话洪涛非常认同。

怎么才能减少农民的负担呢？这事儿改起来比较难，或者说对洪涛而言比较难。他无法说服皇帝和大臣改变土地政策，这个建议比王安石的新政还难以被既得利益阶级接受。

假如王安石的新政无法为朝廷快速增加收入，想必神宗皇帝也不会支持他。现在想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死了，新皇帝明摆着是个保守派，自己还去触碰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利益，那不是找死嘛。

说白了吧，『政府』想多收钱是天生的立场，农民想少交钱也是骨子里带的需求。

『政府』和人民是一对儿天然的对头，却还要绑在一起不离不弃。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两边相对平衡，『政府』别收太多、农民也别交太少。

这个平衡点很难找，人类社会少说也探索了几千年，那么多大拿、大能愣是没太搞明白，洪涛也不指望自己能有一蹴而就的本事。

强行鼓动人民和『政府』去争夺权力，最终的结果有两个。第一，自己成功了，带着百姓杀得血流漂杵，推翻『政府』建立了新『政府』。结果『摸』『摸』兜儿，发现空空如也。

想建设、想强兵还得收税，保不齐比原来『政府』收的还多。因为被战火摧毁的事物还要重建，这部分成本也得加在百姓头上。

就算自己不想收，但手下人呢？不可能人人都是穿越者，都能看到千年之后。他们跟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的玩命图啥？还不是图个权利，要是啥都不给，那自己就是接着被推翻的那个。

第二，自己失败了，那就更干脆了，咔嚓一刀人头落地。穿越者也不是孙悟空，脑袋没了照样会死，或者又穿越到别的年代。

这两种结果洪涛都不想要，他觉得应该还有第三条路，没必要非玩零和游戏，让『政府』和人民双赢多好，后者说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变革。

以洪涛的认识，政治也是一桩买卖，复杂得多的买卖。既然是做买卖，必须按照做买卖的规律办事儿，要考虑成本和收益。

俗话讲开源节流，减少税收就是减少农民的支出，现在看来显然不太现实。那么不钻牛角尖，换个思路想一想，能不能在增加收入上有办法呢。

假如一亩地能产出更多粮食，农民手里剩的钱就会多一些，单位土地可以养活的人口也相对多，生活就能好过点。

这么做确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过分剥削的问题，但它有可能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只要税收别跟着马上提高就成。

随着农民的认知水平提高，『政府』剥削的难度就会加大。驭民五术里不是说了嘛，要先壹民，也就是说愚民，让百姓都只有一种思想就好摆布了。假如农民有了闲工夫和闲钱去学习，壹民的难度就相对增大。

通过这几辈子的总结，洪涛得出一个经验，凡事儿别琢磨如何完全杜绝或者改变，最好一步步增加或者减少，用量变引起质变，这样的可行『性』相对高。

因为有些事的想法和结果往往是相悖的，初衷好并不一定结果就好，先从不起眼的小事儿做起最稳妥，即便做错了也不会对整体造成大伤害。一边做一边思考衡量，逐步接近问题关键，最终才有可能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