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中之前，我们每年有三个假期：麦假、秋假、寒假。麦假专门收麦，两个星期。秋假有四十几天，收玉米、谷子、花生、大豆、棉花等。

拾棉花的记忆最深刻。因为，每拾一斤棉花，可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分钱。一分钱可买一块邓糖——现在没有这种糖了。五分钱可买一个作业本。

拾棉花是个苦活，棉杈扎的满手伤痕。但在农活中这不算最苦的，八九岁的孩子也做得。母亲给我们腰上系一个包袱，我们就在白花花的棉田里拾棉花了。拾满一兜，倒在地头的塑料袋上。我和哥哥当然要分开，回家要过秤的。看着自己这一堆越来越大，很高兴。

傍晚回到家，父亲给我们过秤，每人都有十多斤，有时竟会有二十多斤。说到做到，立刻发钱。哥哥的钱总是不知去向，我的却都攒起来，开学买本子，买铅笔。

每年都种很多棉花，父母整天忙，后来又添了两个妹妹，更忙。我们拾棉花，就把妹妹们放在地头，两个小家伙困了就睡，也不用担心被偷。

棉花攒多了，父亲就拉到县城棉厂卖。一大早就出门，往往要半夜才回到家。半夜里，迷迷糊糊的知道父亲回来了，母亲点亮油灯，和父亲在灯下点钱。点完，包在一个白布口袋里，放在柜子角落里。那是一家人的生计。

棉花并不好卖，要托关系才能得到一个好级别。一级，二级，三级，价格不同。辛苦一季，谁都希望卖个好价钱，却只能任由验棉员给个等级。我们家没有任何用得上的关系，印象中，再好的棉花也没得过一级；如果被雨淋过，那肯定是三级或级外了。价格很低，只有五六毛钱一斤。不只棉花，所有农产品价格都低的可怜，农村也没人懂“剪刀差”，反正当农民就是受苦的命，自己也认。

我曾经跟父亲卖过一次棉花。应该是六岁，还没上小学。县城是我想象中最大的地方，一直缠着要去，终于获允。天一亮就出发了，父亲拉着胶轮车，车上是几百斤棉花和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县城；排了很长的一个队，卖了棉花。从棉厂出来，已是下午过半了。父亲给我买了几个小笼包。我让父亲吃，他说不饿，我就自己吃光了。回到家，已经是晚饭之后了。那一天，我不记得父亲吃过东西。那一年，父亲只有三十一岁，一转眼，我都远远超过这个年龄了。

后来，我们那里棉花越种越少了。棉花太娇气，特别费功夫，价格又一直上不去。但是年年秋天，都有一大批人，远赴XJ拾棉花。原本，我也该是拾棉大军中的一员，在一望无际的棉田里，计算着一天的辛苦和收获。母亲说：“别上学了，回家照看两个妹妹吧。”那时刚上初中，不知道上学上到最后有什么用，未来还是一片混沌，却本能的要抓住这一条路。逼急了，说了这样的话：“我可以回家看妹妹，但是，得给我买课本；等两年后妹妹大了，我再回学校。”这段话把母亲的心彻底给软化了，从此，再不提退学二字。

很多年没拾棉花了。很怀念棉花握在手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