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轧好的面揉成长条，一条可切二十个馒头。每天大概要做十余条。然后在案板上摆好，醒上。母亲忙碌的是另一套：洗辗布、拿柴、一大锅水烧开。父亲做完馒头要休息一会儿，等馒头醒到劲儿，和母亲一起放到蒸笼里，抬到锅上。此时，最累的活儿才算开始：大火猛烧三十分钟。不停拉风箱，不停往锅底送碳，一分钟都不能停。汗水至少流两碗。

三十分钟后，停火，等蒸汽稍减，父亲和母亲把蒸笼抬下来，放在预定的位置。那地方有一个小坑，母亲已经在里面点燃了硫磺。硫磺熏半个小时，馍馍变得雪白，打开蒸笼，一个一个分开，不然凉了就会彼此粘连，卖相难看。蒸笼共有五六层，每一层每个馍都要分一次。

全部结束，怎么也得九点钟。全家人都放松了。母亲常用锅底的余火为我们做烧饼。馍馍面中间放点盐和花椒面，擀成饼状，放在锅底慢慢烧，味道好得没法说！母亲和我及两个妹妹，在院子里铺上席子，或坐或躺，边乘凉，边享用这美味。两个妹妹还会缠着母亲拉呱，或者猜谜语。母亲讲来讲去就那几个，她们百听不厌。

我有时会教她们背唐诗。有一次，我教她们“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小妹妹一下子就会了，兴冲冲跑去背给父亲听。可是一到父亲跟前就忘——只好回来又问我。我又教了一遍，她又跑去背给父亲听，可是，到父亲跟前又忘了。把我们笑坏了。父亲点燃一支烟，坐在檐下，虽然累的虚脱，也享受这天伦之乐。

第二天，父亲天不亮就起床，走街串巷去卖馍。一辆自行车，后座两边各悬一个大篓子。最多的时候，有八九十斤，骑车真须要技术，但父亲竟从未失手。母亲也起得早，从前一天的锅底灰中拣炭核，晚上可以重复利用。我则趁凉快去地里割草。

一般到早饭时间，父亲就回来了，带着换回的麦子和没卖完的馍馍。久而久之，母亲总结出一个规律：如果大声喊门，那一定是卖完了；如果悄悄回来，那一定是不顺利，剩下很多。父亲笑着承认了，说：“卖完了就高兴，才有力气喊门，卖不完就没心情喊了。”

至此，关于馍馍的一个回合才算结束。如果卖完了，母亲就得赶紧泡上面头（真正的老面馒头），傍晚再蒸；如果剩余太多，就停一天，明天卖完再蒸。空了的粮缸又慢慢丰满起来，每天赚十几斤，十天就是一百多斤。

家里的小麦都去哪和了？交公粮剩下的，全卖了。我家的小麦有翅膀，从地里收进家里，从不多停留，在我开学之前都换成钞票了。上了大学，卖完小麦，也仅够路费和学费。后续的生活费，一家人的吃喝，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赚来的。但我已帮不上他们了。

那几年的寒暑假，印象最深的就是夏日的晚上，劳动结束之后，边享受月光边享受烧饼的时光。日子很苦，但大家心情愉快，干劲儿十足，因为明天早上，这些雪白的馍馍就能换回金黄的麦子。如果岁月能够倒流，我还愿意和父母再过一次那样的日子。那时他们四十几岁，有力气，有信心，有希望。现在，他们过上了好日子，当年为儿女受的累，正在得到回报，可是他们老了。他们两个合力也蒸不动一锅馍馍了。

在我之前，我们村的男孩子，都是读到初中毕业；女孩子，很多小学都未毕业。但是，艰难如我家，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在我同龄的女孩子十几岁就开始打工挣钱的情况下，父母供我读完了初中、高中、大学。没说的，用我寸草心，来报父母恩。

此后多年，我还做这样的梦：梦见父亲半夜从外面归来，连夜蒸了一锅馍馍，天刚亮就抱着一大篓出去卖，没有车子，还下着大雨。我在梦里百感交集，父亲这受的什么罪啊！一个人怎么能吃得下这样的苦啊！

吃馍的历史已经三十几年，馍馍还是那个馍馍，却又不是那个馍馍了。

最初很多年，麦子变成馍要经过很多流程：首先是清洗，把小麦倒在一个长形的笸箩里，用湿毛巾反复搅动。然后磨面，机器轰隆，微尘飞舞，一个口出面，一个口出麦麸。最后蒸馍。蒸馍本身又是一套流程，这是每个农家妇女的基本技能，只是我一直在外求学，不曾学会。

后来，人们觉得磨面太费事，改为换面。拉着自家的小麦，直接去面粉厂，按一定比例换成面粉。当然省事多了，不过从此吃的就不是自家的小麦了。

再后来，人们把小麦卖掉，买面粉——反正价格换算下来也差不多。家家囤里不再存粮，小麦成为纯粹的商品。

而现在，人们面粉也不买了，馍馍也不蒸了——小麦卖掉，直接买馍馍吃。有些小麦甚至在地头就卖掉了。邻村一家馍馍房，已经实现机械化生产，每天要蒸一两千斤馍馍，供应方圆十几个村子。除了一些老年人舍不得丢掉旧手艺，年轻人都已习惯买馍了。买馍并不贵，前些年一块五一斤，现在也不过一块八一斤。蒸一锅馍要费半天时间。打半天工，够吃十天馍了。这个账，都会算。

也许有一天，蒸馍的手艺也会失传。因为蒸馍要用一小块老面发酵才好吃——也就是上次蒸馍剩下的面。大家都不蒸馍了，老面从哪里来？馍馍房都是用发酵粉的。

时代变化的洪流，连一只馍馍都逃不过。人处其中，焉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