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者们来说，将名字留在教科书上，不仅有名气上的考虑，更有现实主义的考虑。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能在活着的时候上教科书的，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了，比如经费，比如地位，比如自由程度。

休斯顿等人就是生物学家，还是做了许久PCR的生物学家，此时看着杨锐的做派，都是佩服与后悔并至。

他们佩服杨锐的决断与能力，又后悔自己的软弱与犹豫。

杨锐此时却是没有给他们一丝一毫的安慰的意思。

PCR仪源源不断的产出着成果，而每一份成果，往往都代表着一件陈年积案的破获。

不管是为了社会价值，还是为了个人名气，这都是了不起的成果，也是需要抓住的时机。

叮！

一名被抓来做工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敲响了头顶的铃铛。

杨锐立即走了过去，问：“比较出来了吗？”

“三号监狱1870号的DNA，与号案件的现场DNA吻合。”学生兴奋的眼睛都是红了，问：“杨先生，我是不是找到一个凶手？”

“暂时还是嫌疑犯。”杨锐笑了一下，道：“不过，我们给案提供了新的线索是没错了。”

包括杨锐在内，所有的案件和DNA样本提供人，都是筛过一遍的。

PCR实验室内没人知道三号监狱是哪个监狱，也不知道1870号是谁，更不知道号案是什么案件，他们就是单纯的做技术性的比较。

但越是这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才越是令人信服。

杨锐又核查了一遍面前的文件，确认学生做的没有错之后，又摇响了门口的铃铛。

叮铃。

门边的窗口“啪”的就打开了。除了成批的结果出炉以外，实验室内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消息。

实在是找出来的嫌疑人太多，以至于瑞典警方的人力紧张。

“监狱案，收到。”窗口处的警察签了字，自去处理案件了。

就像是中国的监狱一样，瑞典的监狱里也少不了多次作案的犯人，他们并不是因为每一次犯罪而被抓，而是因为某一次。

在比较了监狱内的囚犯的DNA之后，瑞典的许多旧案都告破获。

通过对囚犯的进一步审讯，又能牵出更多的人。

当然，最受重视的永远是未被逮捕的嫌疑人，但这有赖于警方提供的DNA，进展相对要缓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