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允这批老儒生。

不仅想不明白，甚至连思绪都没有。

年纪轻轻的新儒生，身处儒家学派被打压、看不见未来而倍感迷茫、遭遇各类思潮冲击的时刻，还不如方允这一代人。

方允至少读了很多儒学书籍，也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自己的思想，并且知行合一。

从政多年，不论是民生、农业、生产还是断案，经历了大半辈子的各种事情，不仅是对方允学识的检验，而且同样让方允的思想更加客观、充盈。

方允一心向善、竭诚为民，所以无论到何地做官，当地百姓都能受到好处。

新儒生就不同了。

他们不仅书读得少，还要为未来能不能升官发财担心。

别说指望他们，推广那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诞生的“新儒学”。

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在儒家学派的书院里，书读着读着，便背叛了儒家学派！

转投了法家学派！

读书人只为升官发财，却完全不考虑思想学派，不愿为民谋利。

可以说，大武仙朝皇室，为了维护皇权，更好地来统治，和奴役百姓，推行法家思想。

已经让他们统治的根基，出现了裂隙。

现如今。

法家思想从圣人商鞅的上古典籍中，领悟、总结出了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和虐民的“驭民六术”。

比起儒家思想表面上的虚伪仁义，法家思想和驭民六术，更直白、更血腥。

对待百姓，也更残忍。

法家学派主张重用奸恶之人。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法家学派的这句话，看似是好心，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用善良的人，来管理奸恶之人，那么善良的人会动恻隐之心。

别说面对奸恶之人所犯下的罪行时，所使用的刑罚不到位。

真的斗起来，哪怕让善良之人手握权力，也是斗不过奸恶之人的。

长时间如此，国家必乱。

而让奸恶之人身居高位，管理善良之人。

法家学派认为，结果将如恶狼管绵羊。

国家欣欣向荣。

如此一来，便给了王冲这种人，在官场上大展拳脚的机会。

长清县百姓，被他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

法家学派的“弱民”思想，更是将百姓与国家完全对立。

“民强国弱，民弱国强。”

想要国家富强，就要让百姓弱小，无力反抗皇帝的统治。

法家学派中，“弱民”是驭民六术的“道”。

那么，剩下的愚民、疲民、辱民、贫民和虐民，则是驭民六术的“术”。

讲的就是，用这五大手段，以达到“弱民”的效果。

比如让百姓归心于农、不受教育、愚昧无知。

比如要求百姓严禁妄议朝政、眼不可乱看、耳不可乱听、嘴不可乱说。

比如用重刑惩罚百姓，给予达官贵人以特权，甚至郡府、县衙在断案时，不讲道理，判出挑战道德的结果，让百姓没有了自尊自信，才能更信任和依赖官员。

比如用各种手段，掏空百姓积蓄，让百姓始终在温饱线附近徘徊，做到家中无余粮，百姓才能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拿去劳作、生产，成为“人穷志短”的耗材。

最终，百姓会麻木不仁、放弃思考，成为行尸走肉，只有对皇权的愚忠。

世间一切事，终将充满奴性。

激进如杨浩然，本身是从文明的时代，带着“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思想，来到草菅人命的封建社会。

他既不是老儒生，也不是新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