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组使用的是道格拉斯型号轰炸机，驱逐组使用的是霍克型号飞机，侦察组使用的是可塞型号的飞机。我们的飞行学员在飞行训练中淘汰率很高，每期学员都要淘汰三分之一。”

众人听得咋舌，他们只知道空军飞行员招募条件极高，未曾想淘汰率竟达三分之一！

“我们在飞行训练中，训练方法完全采用美国的训练和飞行技术标准，以每5至6人为一组，由中美飞行教官各负责一组，训练一定时间后，由美国总教官进行考评，不合格者即被淘汰。所使用的飞机及器材也全部是美国的。”

“人甫弟，听你说这些航校飞行员训练方法，我们真是开了眼界！听闻你们驱逐机飞行员的入伍生不少是燕京、清华的学子，如此高的文化素质和爱国热忱，我们的的空军一定是支能征善战的精锐！”孟景笙无比佩服道。

郭人甫点点头，侃侃道，“第一期飞行学员，是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生和全国高中生中遴选，全国应试者达两千余人，经过体格及文化考试筛选后，及格者仅80人。

录取后的学员先行入伍，进行为期一年的陆军基本训练，在杭州大营盘至松木场、跑马场一带进行一年野外体能锻炼。”

“一、二学学员作为空军人选，毕业时，原有学员100余人只留下83人，现都分配于军政部航空署下属的七个航空队。”

“中央航校注重军人军风纪，军姿严格，空地勤人员统一着装，配有武装带，夏季为白色帆布军装，无论天气炎热，汗流浃背，颈上风纪扣必须牢扣。

校长训话时，空军军官手戴白手套，笔挺站立，腰间配中正短剑，目光直视，不准游移。空军着戎装，个个英姿飒爽！”

“现在我们有500余人的飞行、地勤保障队伍，为鼓舞军心、激发士气，航校第二期学员毕业时，还举行盛大的恳亲会，凡是学员家长不论路途远近，甚至海外华侨，邀请来杭州，路费及食宿全部由航校解决。

蒋校长和蒋夫人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说：“你们毕业出去以后，要忠勇为国，即使阵亡牺牲，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我会给你们负责的！”

“得遂凌云愿，空际任回旋；报国怀壮志，正好乘风飞去。长空万里，复我旧河山。努力！努力！莫偷闲苟安，民族兴亡责任待吾肩。须具有牺牲精神，并展双翼一冲天。”

郭人甫心中哼唱航校校歌，热血奔淌！

后来随着空军的发展，中央航校从第五期起扩大了招收飞行学员的计划，除在南昌开办过一期飞行训练班外，1935年5月还在洛阳建立了分校，1936年在广州建立了分校。

1936年周至柔由航校校长升为航空委员会主任，少将军衔。蒋夫人为航委会秘书长中将军衔，由黄光锐继任航校校长。1937年航校迁离笕桥，黄光锐在着名的“八·一四”空战中担任杭州地区空军指挥官。

在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前，蒋校长在笕桥中央航校召集空军飞行人员讲话，“一旦对敌作战，务抱牺牲精神，要有必死决心，不要顾虑家庭父母妻子。如果光荣成仁，我会负责赡养！”

空战奖励制度规定：击落敌机一架，奖励一万元；炸沉敌军舰一艘，奖励三万元；本人作战阵亡，抚恤一万元，激励空军誓死扞卫国家领土不受侵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寇不断炸轰炸杭州及其周边地区，严重威胁笕桥空军基地。

笕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决定迁移，根据战局需要，航空委员会决定在接受高级飞行训练的师生中，编建一个轰炸中队和一个侦察中队，高级教练机全部留下用于协防上海保卫战。

一些飞行教官及学员驾其他教练机迁移，学校学员和军官以及工厂设备、器材、装备、人员等全部乘火车迁往广西柳州。

至柳州后，无法开展正常的训练和工作，日寇不断空袭，学校再一次向云南昆明巫家坝转移，最后以昆明王家坝机场及机场的全部营房，作为训练基地和学校用房。

从此笕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改名为昆明中央空军军官学校。

为了抗击日寇的空中侵犯，保卫国家神圣领空不受日寇侵扰，国民政府在兰州等数处成立航委会空军总站。

为了保密均采用代号，兰州是其中最主要空军基地，并在兰州接收苏联援华飞机依—15、依—16型及装备和苏联空军志愿人员，高志航等许多从航校出来的优秀飞行员也前往参加训练接收苏联新型驱逐机。

抗战中，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多架次，击落日寇飞机599架，炸毁627架，击沉击伤敌船舰8013艘，共损失飞机2468架，为国捐躯的飞行员、地勤6164人，为了纪念他们为国献身精神和抗战中的功勋，在南京中山陵的灵谷寺建立了空军纪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