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我就是随便说的。说正经的，这个车到底什么时候能做好？如果做不出来，到时候我没办法给官家交差。”

“还早着呢。不过上个月，杭州有个年轻人自称有办法。”

“那就召他过来啊。”

“召他过来，到时候如何安置呢。这是军器监，不是你家后院。到时候请过来该如何安置，这可是大问题。”

赵明诚忽地想起身在凤翔的那些工匠，也不知道秦传书等人如何了。

只有发展科技，才能再回关中，以关中辐射全国。

大宋繁荣的经济，给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赵明诚一直都想这么做的根本原因。

甚至于，明清时期都未必有大宋如今这样好的条件可以着手工业革命。

大宋商业繁华，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放开对稀缺资源的管制，允许其在竞争市场上自由交易，无疑是使资源配置实现优化的最有效途径。下达了“不禁兼并”诏令的宋太祖，可以说有着超越时代的经济学眼光。

看问题不要看表面，实际上大宋就已经有放开市场这一操作。

事实证明，宋代开放的土地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粮食产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对土地私有的承认和对垦荒的鼓励（新开垦的土地一律不需纳税，对开荒成绩显着的县加以褒奖），促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以至于耕地面积激增；

二是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被创造和采用（弯锄、铁耙、龙骨翻车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

三是租佃制度的完善使得小农户可以用较低的代价获得生产资料，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扩大产量，更新技术，结果却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而国家“看的见的手”不断旁敲侧击，进一步将两宋推向封建社会物质繁荣的顶峰。

宋代土地政策的积极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

土地兼并的盛行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宋朝政府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业等行业，也就是现在宋人口中的‘五行八作’，大宋行业非常多，而且小手工业也非常发达。

手工业的发达，又进一步导致商品经济的繁荣。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土地兼并往往是农民起义爆发的诱因，因此历朝历代才会对兼并现象大力遏制；但这一现象最为严重的宋朝，却并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方腊、宋江起义都未对政权构成威胁）。可以说，“不抑兼并”带来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然而缓解矛盾并不等于解决矛盾。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南宋社会的发展进程，赵家王朝恐怕早晚也要在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中瓦解。同样是土地的高度集中，英国在这一背景下走向了工业革命（圈地运动），而中国社会却屡屡因此而陷入动荡不安，原因何在？

在赵明诚这些年对大宋的观察中，此时的中国有着大量的闲散劳动力，同时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甚至已经有了类似银行的机构。

只差一点点技术，他们就可以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准确的说，只差技术，中国在公元1100年后的历史就可以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