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贞打心底不愿刘纬涉及轮回之说，另辟蹊径道：“此书实与温尚书有莫大关系，亦是根基所在。”

温仲舒冷笑：“且说说看，莫让我劾你蔑视主官。”

“卑职不敢。”戴国贞汗流浃背道，“《圣僧西游记》中的玄奘法师实胎成于温尚书祖辈、温公庭筠所着《乾巽子》之《陈义郎》篇。”

温仲舒不动声色道：“你且下去，莫将陛下仁厚当做无为倚仗。”

戴国贞躬身告退：“卑职受教。”

温仲舒遣人找来《乾巽子》拜读之后，勉强认可戴国贞所言，并不计较其迎捧之嫌，琢磨片刻，行文十八路：

今东京有讼，涉释门法相宗，诸路州府有承其宗旨、衣钵者，责住持地僧录司递送京师。

既为息事宁人，也是再次警告石保兴，不要等到苦主上门才低头。

开宝、天清等寺的别院之心则被无视，寺庙修葺并不难，但寺田谁给？民脂民膏不是这样用的。

千里之外。

刘纬没心思去计较东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书信往来频繁的丁谓，从未在来信中提及政事，这次来信却罕有提及巴蜀时局。

五月下旬，宋太初和西川兵马钤辖杨怀忠这对益州政军首脑大吵一架，之后水火不容，双方幕职无所适从，政军交流随之停顿。

林宪杰几经蹉跎，终于得到刘纬认可，捧着来信细细揣摩。

刘纬则陷入沉思：以宋太初的资历，少见于青史，并不是正常现象，会不会与这次的文武之争有关？既然身在夔州的丁谓都已风闻此事，传到赵恒耳里也只是时间问题，快则半月，慢则一月，必见分晓。

“今上可能会偏向宋公。”林宪杰得出结论。

“巴蜀始定，今上不会过问对错，只会一味求稳。”刘纬微微一顿又道，“即便老师调离，那位西川兵马钤辖也别想好过，日后永无独挡一面的机会。”

“为什么？”林宪杰问。

“一年不到，熬走两任上司，不管他杨怀忠是对是错，有没有上进心在其中作祟，那几位以稳为重的相公，会给他机会逼走第三任主官？”刘纬提笔冷笑。

林宪杰一边添水磨墨，一边腹诽：常言说得好“老奸巨猾”，你一个童子动不动就扯上几位宰执，语气还这么肯定，让人怎么接话？

第一封信写给宋太初，这也是丁谓来信提及政军不合的原因所在，很可能是宋太初某些方面确实不妥，作为下官的丁谓，才会这样婉转迂回。

刘纬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关心对错，先劝宋太初以大局为重。

并旗帜鲜明的指出：武臣骄纵，乃本朝大忌，放任其行事，反而是最有力的回击。

最后站在外人角度上，纵观宋太初平生行事，继而得出答案：问题很可能出在幕职身上。

第二封信写给丁谓。

颇费思量，几度废稿。

以丁谓的才智，绝不会无的放矢，既然提及此事，就有一定把握完成构想。

是什么？

刘纬一直想不透。

宋太初已为巴蜀最高行政长官，升无可升，如若去职，只有回朝一条路。

但他肩负两实职，知益州和川峡四路都转运使。

巴蜀之内，无人可以同时替代。

丁谓也不行，最多升任都转运使，下面还有四路转运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没有益州主官的便利，哪来底气与杨怀忠分庭抗礼？

与其这样，不如让宋太初在前面顶着。

刘纬极尽婉转，以丁谓的角度剖析宋太初去留利弊，字里行间尽是身为读书人的同仇敌忾之意。

毕竟四位转运使、一位都转运使同为文官，面对恩荫出身、咄咄逼人的杨怀忠，怎会没有不平意？

巴蜀为何糜烂至此？

四路转运使为何疲于奔命？

还不是官军无能！平乱不如贼，鱼肉百姓一个顶俩。

刘纬费尽心思，只为宋太初能在知州位置上，多呆一段时间。

哪怕仅仅半年，也是迁转资历。

丁谓只需吩咐一句“详查”，便能拖上两个月时间，另外三位转运使大概率萧规曹随。

林宪杰一边看刘纬下笔，一边自愧不如：这哪是在求人？明明是在说宋太初牺牲小我、成全大家，尔等坐视，天理不容。

刘纬也很满意，后世鸿胪寺的新闻发布会，果然不是白看的。

“郎君，大喜！”肖小七一瘸一拐的来报，“城里来了好几位高僧，说郎君是玄奘法师转世！”

刘纬惊起，墨汁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