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知州、通判并无明确职务分工。

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等事的裁决，必须知州、通判签议联署，方能下发执行。

知州有训诫、督导部属的权利，通判则可刺举部属操守、职事修废等不虞不当之处。

史上，直到哲宗赵煦登基，才结束这种地方官僚无首长的混乱状况，明确知州为帅臣、其将下公事不许通判同管。

但那是七十年之后的事。

如今，满朝文武百官都等着看泉州笑话。

钱昆乃吴越王钱倧长子、翰林学士钱易胞兄，出身高贵，淳化二年登进士科，仕十五载，步步艰辛，年逾五十。

刘纬呢？

起于微末，以神童试入仕。

年仅二十一，却已为官十二载，一度咬的向敏中不能回朝，连累贺契丹正旦副使李余懿闲置将近一年，却能独善其身。

换谁做通判都是摆设！

除非把知州换了！

通判是什么？

是祖制！

赵匡胤为惩五代藩镇之弊，收武夫军权，以文人统之。

但文人治理地方，一样有坐大嫌疑，遂于府、州、郡、军置通判分知州权柄。

纵观大宋十八路，县村之外，从无一言堂。

文武百官不仅想看笑话，还想以泉州为故事。

如果赵恒对钱昆的委屈视而不见，大可援引为通判一职惯例……

近在咫尺的陈靖、任晓也为钱昆捏了一把汗。

其实，钱昆已经有心理准备，让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干就歇着，特意新纳一房小妾，免得闲出毛病来。

但刘纬在接风宴上却当着陈靖、任晓、诸曹官、幕职官、势家大族的面表态：“泉州百废待兴，不可能因循守旧，阵痛在所难免，还望诸位海涵。请钱通判署理州事，我的重心会放在市舶司新置上。”

次日清晨。

泉州城东二十余里外的临江里后渚港接踵摩肩，到处都是喜形于色的欢声笑语，不断有海商、蕃客感叹“不虚此行”。

陈靖之所以选择后渚港作为出海船只待检地，是因为后渚港距泉州湾三十里，船只长时间滞留不影响湾口进出，虽处于半开发状态，却是上佳避风锚地。

刘纬天没亮就出了泉州城，拉着陈靖、任晓和林宪杰在内的泉州下辖晋江、清溪等七县知县乘船莅临后渚港，对陈靖的选址眼光赞不绝口。

后渚港的剧变也令陈靖、泉州士绅大吃一惊，等待出海的三十七艘大小海船均已完成通检，并已出具官券、公凭，只差扬帆起航。

然而，海运倚仗季风，春夏之交多向南，秋冬之际多向北，也有熟悉水文的舵手抢风行船，以“之”字抵达目的地。

泉州市舶司开埠时间恰到好处。

福建海商不走寻常路，专走登州、莱州、高丽、新罗这条北线，甚至假冒高丽人与契丹贸易，或者东渡日本，多是六七月启程。

可是，北上贸易并不合法，包括日本在内，与宋均无官方往来，处罚措施相当严厉。

“不请公据而擅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州、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往北界者加二等、配一千里。许人告捕，给船物半价充赏，其余在船人虽非船物主，并杖八十。不请公据而未行者，徒一年，邻州编管，赏减擅行之半，保人并减犯人三等。”

所以，福建路海商多在从事违法贸易，无须出海官券（相当于自首），无须点检违禁货物，无须抽解、博买，并带动两浙海商效仿行事，逼得坐拥金山的明州市舶司两立一废、苟延残喘……

有宋一代，商人出海往外蕃贸易者，必须先诣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其货物。

纲首户籍所在不一定与市舶司港口同处一地，请给官券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则一月，长则一年。

需要在两地来回奔波，如实向本州上报船只、艄工、杂事、水手及所载货物种类数量，并以势家三人作保。由所在州府核验之后，再赴市舶司薄抄留底、请给官券。

市舶司给券、给杖、给印才算承认纲首出海权利，并赋予纲首在海上国家行使主权的重任。

船只出海、回国必须是同一市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