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说服丁谓的方式简单直接而又有力。

“景德三年秋，丁相取户税条目及历代臣民所陈农田利害为书，编农田敕五卷，高宗诏雕印颁行，民间便之。

景德四年春，丁相纂景德三年天下户口、财赋进献：新收户三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赋入总六千三百七十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九贯、石、匹、斤，数比咸平六年计增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九。

又请高宗降诏，以咸平六年户口赋入为额，岁较其数，具上史馆。”

丁谓百口莫辩。

何亮又道：“景德四年秋，丁相上景德会稽录六卷，高宗又诏雕印颁行，并付秘阁珍藏。是冬，江淮发运司以六百万石为东南五路输京米粮岁额，遂为定制，由东南五路州县据往岁两税均之发遣。”

丁谓无言以对，早在刘纬推行六丁户垦荒夫役减半之制时，他就有种预感，《景德会稽录》恐会带来一场动荡或是变革。

史上，北宋之所以无内乱，《景德会稽录》居功甚伟。

丁谓以后，三司或是户部每一两年、三四年一纂天下户口财赋进献，不断在《景德会稽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当政者清楚的知道往年财政收支、来年预计，哪些地方有潜力可挖，哪些地方已经不堪重负。

无计可施之时，还能发行交子、钱引劫富济贫、透支未来。

一个“稽”字，道尽兴旺衰败之因，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的“摊丁入亩”打下坚实基础。

而仁宗初期的江南官绅仍处在备受打压的阴影之下，并非明朝中后期、满清初期那种垄断政经的利益集团，人口越来越多、户田越来越少之怪状，尚未大规模涌现。

丁谓也不是东林党，在京畿、洛阳一带大量置产，而不是江南、两浙，仕途和阶级冲突并未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作出取舍不难。

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埋怨：“你和嘉瑞倒是走得轻巧，老夫怕是会身败名裂。”

何亮掏心掏肺：“嘉瑞不去，钱易同亮怎能回朝？亮不退，不止是挡了夏竦、孙飻的上进路，周文质、韩守英也无好去处。”

丁谓问：“甘心？”

何亮笑了：“人生在世，不过百年，谁能尽善尽美？谁又能滴水不漏、事事亲为？留点遗憾、留点念想、留点情分。”

丁谓心中一动，问：“你想出知福州？”

何亮道：“亮求知漳州，太后、陛下或会念在亮吹了半生黄沙改出福州。”

丁谓沉吟片刻，啐道：“嘉瑞是不是在打契丹主意？”

何亮摇头：“据亮所知，绝无此事，但泉州海商在嘉瑞默许下与高丽王室往来密切。”

……

曹利用之死尚在发酵，《皇宋日报》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为刘娥背书，详细披露赵州曹家惹来的天怒人怨。

曹汭一谋逆案细节，曹利用轻上慢下、漂没景灵宫公使钱、强易民田，赵州都监曹利涉强市邸店并命军士盗卖官物，曹利用舅韩君素横行棣州、放高息钱侵民、私酝酒牟利……

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从业者协会甚至根据曹汭匪夷所思的人生经历，编排出一曲杂剧在勾栏瓦肆上演、传唱，淋漓尽致的展现出衙内***女的猖狂、小民以命相搏的无奈……

民间舆论随即转向，枢密院的悲情氛围淡了不少。

有人不敢明着为曹利用打抱不平，上疏言刘慈妻李芷乃李后主之孙，不应掌控国家言路。

刘慈反应犀利，次日即指康继英强易西外厢民宅、曹利用子曹清**人妇，并附苦主姓名于御史台。

本已四面楚歌的赵州曹家又陷泥潭，想要苟且偷生都不能。

既然有苦主，息事宁人的想法也就不切实际，曹汭一案再起波澜。

河阴、荥泽等地百姓陆陆续续诣开封诉冤，乞还曾遭曹家强易田产，负面效应越滚越大。

百官无不忙着撇清与曹利用之间的关联，反倒是耶律隆绪的一封国信拉了曹家妇孺一把。

天禧十三年，五月初一。

耶律隆绪遣使来告，彰信军节度使、王子郎君班详稳、皇子耶律别古特将于今冬就藩加罗希（泰国），请南朝依约行事。

是想助力川峡四路田制新立？

还是大限将至，未雨绸缪？

要近重臣齐聚承明殿，各抒己见。

何亮抱病参预，自请出知雄州，筹措耶律别古特南下事宜。

刘娥想起正在内城寄居的耶律宗愿，隐隐有种预感，又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并开始为远在幽州的菩萨哥、耶律宗贞这对母子担心。

大变在即，最重要的就是统一立场。

丁谓成了西北蛮夷部落大首领，不仅夜落隔、仁多阿狸一句一点头，就连夏竦、孙飻也把“丁相所言及是”挂在嘴边。

薛奎冷眼相看，立场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