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我坐在窗边方桌前，谈论这几个月的见闻，没有想象中的遭遇危机，但也颇为艰难。

“这地方，生意真不好做，幸亏咱开的是镖局。”他说。

“遇到劫匪了？”我问。

“那倒没有，只不过这商人运输货物，不单要预防路上被强盗劫杀，还要预备着到外地被当地官府敲竹杠，这一路上遇到敲诈的官员比劫匪多多了。”

我同意他的话，“的确，万一惹上官司被扔进黑牢里，小命也送了。”

这种诬陷有套流程，比如境内出了盗案，县令就可以说：根据有人举报，商人收赃物！随后派衙役去搜查的时候，顺手把赃物塞进商人家里。就可以把商人关到县衙里，大刑伺候，“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等打到皮开肉绽的时候，就算说商人谋反，他也会认的。这就是破家县令，灭门刺史。

而且古代都是人治社会，不讲法律。一个人只有在当地，才有宗族做保，亲戚帮忙，如果到了外地大概率会被别人欺负。

所以古代人宁愿嫁给种地的平民，都不会嫁给商人。不单单是个政治名声问题，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作为商人，生活风险太大。

这也是为什么镖局能红火的原因，究其本质是社会动荡不好。

“我遇到黄诚了。”他突然说，同时也在仔细思索着心中的事情。

我记得那个与众不同的盐贩子，那人身上有一种强大的场，让人坚信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他都能生存下来，并且还能过得不错，或许这就是能人。

“我这趟镖就是给他送盐到北方。”

“什么！”他现在可真是胆大妄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