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的确有比较大的调整，但我觉得这也是为了工作，而且局限于我们高新区，搞一个尝试嘛，在高新区可以进行这个尝试，毕竟我们高新区新建，什么都是新的，那么模式都可以实验，不合适就改回来，也要允许犯错误嘛。”

沙正阳的解释很坦荡。

“行，我一边看，你一边说，有问题我就直接问。”吕宗平点点头。

对于他这个市长来说，有新东西新想法是好事，就怕你新瓶装旧酒就没意思了，但吕宗平相信沙正阳不会。

“其实这个想法我在宛州工作时就已经提出来了。”沙正阳不讳言，“但当时限于环境和条件，宛州市那边尝试过，有一些改进，但是并没有真正推进落实，我也努力过，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大环境不成熟，所以慢慢被搁置了。”

“哦？有点儿意思啊，你具体说说。”吕宗平更感兴趣。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尝试过未能推开，说明这的确存在很多难以推开的客观困难和制约，而改革就是要打破这些制约，突破窠臼，这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

吕宗平来汉都可不是为了当一届太平市长的，他是想要有所作为的。

正因为看到茅向东也是和自己相似，也有意要一番作为，所以吕宗平才在面对茅向东的强势时愿意退让妥协，因为他知道必要的隐忍退让能够让工作更顺利。

如果是茅向东只是想要庸庸碌碌混日子，还要阻挡自己干一番事业，那么哪怕茅向东是市委I书记，吕宗平也不会退让，哪怕官司打到中央他也不怕。

“当时我在宛州经开区工作，宛州当时的招商引资环境很糟糕，招商引资来的企业遭遇很多问题，有时候盖三五十个章，跑几十个部门，甚至一个局行部委里边就能盖七八个内部审批章，拖上半个月也是常事，从开始已审批到最终落地，三五个月都算是比较快的了，如果遇到要过省里的审批，那甚至一年半载也很正常，这对于项目业主和企业主们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痛苦。”

沙正阳侃侃而谈。

“很多企业主和项目业主其实不介意和政府干部交朋友，甚至也不介意在宴请招待等方面花钱，但是他们极端厌恶这种利用手中行政权力来要挟和延误效率的做法，这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吃拿卡要，我把它定义为敲诈勒索，甚至比普通的敲诈勒索更为恶劣。”

“国外在这方面的定性和惩处箱单严厉，所以被很大程度的压制了，而我们国内由于传统和文化的缘故，逢年过节，人情往来，对于这方面的认定相对宽松得多，这种不给利益不办事，给了利益乱办事，虽然有些看起来事情很小，甚至就是一张购物卡，或者两箱水果，一点儿土特产，但是这种风气的蔓延就极其恶劣，这对于外资港资这些企业来说，更是觉得难以，这也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内陆地区的政府部门形象。”

吕宗平能理解沙正阳所说的这些，他一样很有感触。

他到过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方对公务人员的纪律约束要比国内严格得多，一经发现，惩罚力度很大，这种严刑峻法之下也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配套的高薪养廉人家也的确跟上了。

“所以我当时在宛州经开区的时候就考虑过如何能够让这些来开发区投资办企业的业主们能最大限度的避免这种劳民伤财的繁琐程序影响，对于那些重点项目和大项目，关系不大，毕竟领导盯着，肯定会特事特办，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有一些人要在里边多吃两顿饭多喝两顿酒多拿两张购物卡的现象，而如果换了一般的小企业小项目，常规性的走流程，那问题就比较多了，屡禁不止，屡杀不绝，……”

沙正阳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一抹苦笑。

回想起当年在宛州开发区，他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少得罪人。

处理过几个干部，虽然名义上是纪委去处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他在推动，免不了就有人要在后面以任人唯亲培植私人势力为由告黑状。

不过好在那个时候钱正也好，林春鸣也好，都能扎得起。

现在在汉都高新区，情况会更复杂，后期涉及到的工作量也要大得多，而按照原来的这种跟进式的模式也显然不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