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州里面以颍川人才最多，但现在颍川人里的荀彧、荀攸、钟繇都拒绝了金良的好意，现在颍川的陈家陈群估计也不会给金良好脸色，但是金良还是想亲自去一趟，因为那里不只是有那个搞出败坏汉人乾坤的“九品中正制”的陈群，还有郭嘉，历史上诸葛亮和徐庶的师父司马徽隐居在那里还没跑去荆州，司马懿的师父胡昭也隐居在颍川，而且徐庶行侠仗义杀了人后也在颍川暂避学习。如果能够得到司马徽、胡昭、郭嘉、徐庶之助，天下不难平定。想到这里，便加快了下发征召人才的命令。
金良给了数十个青州籍士兵任务，去征召东莱太史慈和北海人王修、徐干、管宁、邴原，征召的重点便是太史慈将军。
金良担心太史慈此时已经因为得罪了青州官吏而远避辽东，知道太史慈对母亲很孝顺，就对前去东莱的青州兵士叮嘱道：“如果他们不在家乡，你们也可以把他们的父母接到荆州居住，到时候这些贤才自然也会来荆州。”金良后来又想了想，把这一句话叮嘱给所有兵士，在这汉末乱世，可能很多人才都飘零在外，但这又是一个百善孝为先的时代，只要能把他们的父母请到荆州，那么这些人才也会跟着来荆州，正如曹操请徐庶一样，但这是下策，不得已才为之。
随后又派兖州籍的兵士去请东程昱、满宠、李典、毛玠、阮瑀、梁习。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跟随了以兖州发家的曹操，他们印证了金良的一种猜测，“只有寒门子弟才会为了前程而抛家舍业背井离乡。而世家子弟通常只会投效家族所在的势力内以保障家族的兴旺。”所以，虽然金良发了招贤书信，却也对兖州这几个人没报多大的期望，毕竟自己眼下不能将兖州占据了。
然后就是派荆州籍的兵士去请张机、李严、李通、蒯良、蒯越。在这荆州人士里，金良最看重的便是张机。
张机便是大名鼎鼎的医圣张仲景，仲景是张机的字。在这汉末乱世，毁灭大汉元气的不只是战争和灾荒。更可怕的是战争灾荒之后的瘟疫，像曹操赤壁之败。死在瘟疫上的有九成，只有一成死在周瑜之手，很多文弱书生如陈琳等建安七子多死在瘟疫之中，而张机张仲景所撰写的《伤寒杂病论》里的许多方子都是针对瘟疫的良方。有了张仲景坐镇北方，相信陈琳等人以及数百万百姓的命都会有强大的保证。
金良记得，张机是建安（公元196年－220年）初年才担任了长沙太守，没当多久，因为不堪官场争斗辞官回家专心从医。现在的张机还不到四十岁，仕途还没开始多久，对仕途还很迷恋，金良就许诺给他一郡太守的位置，同时兼任河北医学院院长。实际上。金良对张机的行政能力不抱信心，等他来了，就会发现专职是医学院院长。郡太守才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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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精通博书，并对医学有相当的爱好。青年时期便十分敬佩战国名医秦越人观色察病的医术，感叹当时的名士但求在官场上追名逐利、趋附权贵而从不留意医药学。其后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后来医术精进超过其师所授。
曾被举为孝廉，后来官拜长沙太守。人称「张长沙」，其药方集册亦被称为「长沙方」。
张机不仅医术精湛，十分重视医德。他认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除了要有高明的医术、更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工作，并要有创新的医理研发精神，因此张机曾在他的著作当中对于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恶劣医疗作风批以草菅人命，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与不满。又痛斥面对疫病流行束手无策，却『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墨守成规的庸医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另外并驳斥了『钦望巫祝，告穷归天』，这种请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犀利地指出其结果只能『束手受败』。
当时荆州疫病流行，民众乡亲伤亡甚重。不但得病者众，而且痊愈机率甚低，对学医的张机来说不啻为医术之路的动力。大约在一九六年—二o四年，不到十年时间，由于瘟疫病流行，张机家族二百多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伤寒病而死的占十分之七。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传染病的研治上。他总结前代医学的理论和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成了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对病理，诊断，治疗以及用药，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医学著作。后来流传下来的是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辑整理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种。
张机毅然辞去官职，专攻医术，决心要制服瘟疫。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了历史上汉代以前的医学成果，更曾密集走访洛阳、河南、湖北、四川一带收集民间治病的方式整理成册，并收集病理的数据，加以归类和分析。将他所收集分析的民间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总结和提高，并刻苦攻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在建安十五年着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该书原本散佚，经后世医家搜集整理，分成现在流行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该书属于临证医学实用技术范畴的名著。
张机在该书中创用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继承前人关于“辨证论治”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辨证施治的原则。并取『医经家』、『经方家』两家之长，熔为一炉，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还把《内经》以来的脏腑、经络和病因等学说，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等治疗方法及各个方剂和具体药物的选择使用，对于外感热病的产生、发展和辨证论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辨证纲领和具体的治疗措施。
在各科杂病方面。张机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脏腑经络学说，运用朴素的表述方法，对疾病的病因、发病和每一种病的理法方药都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提出了根据脏腑经络病机和四诊八纲进行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他对杂病偏重于个别疾病的研究，有利于深化人们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具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对后世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此外并发展了病因病机学说。『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将复杂的病因概括为三大类，并阐述了三类不同的病因与杂病发生的关系，这可称为中医学中最早的比较明确的病因学说，即后世所谓的三因致病说。关于疾病的发生，张机认为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正气的盛衰，强调了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的科学观点。
张机临证处方。法度严谨，在因证立法。以法统方，随证加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组方原则，因而被后世尊为方剂学的鼻祖，《仲景方》亦被称为《众方之祖》。在《伤寒论》中载方一百一十三首，用药品种八十七种，《金匮要略》中载方二百六十二首，所用药物达一百一十六种。《仲景方》经过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疗效显著，至今仍为国内外医家广泛应用，其中有些方剂还照原方制成了成药。足见对方剂学的贡献亦甚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