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小学学制是六年，分为两个阶段，一至四年级为初级小学，简称初小；五、六年级为高级小学，简称高小。小学开的课程是全国统一的，学生成绩评定采用五分制，及格线是三分，低于三分就是不及格。

我在席家小学读初小时，语文、数学经常得到四、五分，图画经常能得到三分，体育往往只得到两分。此外，我对唱歌特别感兴趣，每当上音乐课的时候，我就开心极了，聚精会神地盯着老师，看他唱歌、弹奏风琴，以及指挥我们表演。在我心目中，音乐实在是太美妙了。

老师教我们唱过的歌，我印象最深的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与《伐木歌》。那时，我特别爱唱歌，不需要老师嘱咐，回到家里就会反复的、自觉的练唱。

我站在刚刚收割完的稻田中，觉得眼前广阔无垠的田野里新发出来的禾苗和田边的青草，仿佛构成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于是，自己拿起一根树枝东摇西晃，好像在轻轻驱赶着雪白的羊群，口中唱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就这样，自我陶醉着。家人和村子里的人都说我爱唱歌，会唱歌。

还有那一首《伐木歌》，本来是适合男声合唱的劳动歌曲，可是我觉得节奏欢快、歌词有趣，也演唱得兴趣盎然、有滋有味：“嗨呦嗨，嗨呦嗨，铁锤响叮当，歌声齐飞扬。在那高高的山上，嘿，我们采伐忙……”

课堂上，老师点名让我唱歌，也许是我唱得还好，收获了同学们的掌声，也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后来，音乐老师挺喜欢我这个爱唱歌的小姑娘了。一到生产队报到，我们三人就面临住房问题。生产队没有能力建知青点，只好让我们暂住在村里黄家的祠堂。

祠堂右上角用衫木板隔了三间小木屋，我和朱姓兄妹的妹妹朱顺玲住靠里面的一间，中间的一间是朱姓兄妹的哥哥朱顺举居住，靠外面的一间给大家当厨房用，搭了两个烧水的三角铁架。这座祠堂陈旧破败，早已经没有了牌坊，靠左边的地方改作生产队的仓库，仓库顶上摆着两幅又大又长的黑棺材，据说是队里老人的寿木。

下放时，白天我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出去割草、插秧、开荒，劳动强度适中，大家出集体工，我还能应付。但是晚上睡觉时，我却感觉有些恐惧。

自己住的祠堂古往今来都是黄家族人办红白喜事的地方，红喜事倒算了，白喜事可就有些瘆人了。虽然我们到来之后，祠堂再没有办过白喜事，但是里面空空荡荡，高高的房梁上系的红布还在风中飘动作响，令我不禁浮想联翩。生产队的仓库可能有剩余的谷粒，一斤多重的老鼠在里面左蹦右跳，把仓库的木板弄得咚咚直响；偶尔还有大黑蛇爬进去，咬得老鼠“吱吱”叫着，让我心惊胆战。

祠堂内阴暗潮湿，地面溜滑，旁边的天井流进了社员家猪圈的粪水，奇臭难闻。祠堂没有厕所，小便只能在床边放一个尿桶解决，大便则需要到贫下中农家里去解决。居住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我们却只好忍着。

那时，国家修建枝柳铁路，男知青朱顺举会几样乐器，吹拉弹唱样样在行，被推举参加铁路文工团，就留下我和朱顺玲两个女孩居住在祠堂，这里就更显得萧条了。

农村人茶余饭后喜欢讲鬼故事，我十分爱听，听完之后又喜欢回味，在祠堂睡觉的时候越想越害怕，辗转难眠。于是，我和朱顺玲商议，把相好的农村女青年黄小嫦、黄远妹叫过来陪我俩，让她们睡在原来朱顺举的房间，给我俩壮胆。

没想到，那两个女生一听说，就断然拒绝了，也不讲半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