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们往往把明代器物误认为清代,比如明代有名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却被标为雍正。遍地都是一摞摞的雍正款,天天有人给孙瀛洲推销,十一二块钱,比其他盘子贵两块钱。”
鲁善工听完长叹口气,可惜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那时候官窑遍地是!
“学成后耿宝昌和几个师兄弟离开敦华斋,堂兄开振华斋,耿宝昌担任经理。后来因公私合营,敦华斋、振华斋都被迫关门。一时间文物市场萧条,孙瀛洲受聘于故宫,专门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耿宝昌则转行去折纸盒子。
“后来经孙瀛洲、徐邦达等前辈推荐,耿宝昌才有机会进故宫工作。孙瀛洲花十年工夫,陆续把自己多年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给故宫,就连院长都说:故宫有两大恩人,一是捐赠瓷器的孙瀛洲,二是捐赠字画的张伯驹。”
“耿宝昌初进故宫,百废待兴,大批文物等待清点。先进入修整组,即现在的科技部工作。大量从各地搜集来的文物需要修复,粘的粘、补的补。”
“每个工作组都有指标,陶瓷藏品三十五六万件,每人每天得整理250件左右。”
“那时候就算在故宫,官窑还是哥窑,往往也会看错。官窑、哥窑都产于两宋,前者一般是产自国都附近窑场的御用瓷器,后者则指龙泉窑场的产品。受历史条件所限,先辈们定级时可能并不严格,有时只是凭个人爱好。”
“计划经济时代,一级品被用来创汇。那时候没别的东西,只能靠工艺品出去换钱,所以又成立鉴定组。没有固定标准,全靠老前辈决定。”
“当时有外国公司订货,就组织鉴定组,鉴定完把东西收藏送库,好的不许卖,全凭个人业务水平来取舍文物。”
“后来国家的文物商店制定出口标准:1795年,也就是乾嘉年间及其以后的文物,才可以出售。不过这个标准也有弹性,以瓷器为例,一般民窑能出口,官窑只准在国内流通。个别有纪念意义、特殊意义的文物,即便符合标准,也不准出口。”
鲁善工听的津津有味,时不时给老爷子斟茶递水,这种见闻可不容易知道,最能了解整个时代变迁。
王老邪摆摆手,笑道:“说跑题喽,回到后挂彩,当年内务府管理着北城瓷器厂,那里积存着历代剩下没上釉没上彩的素瓷器胎。后来被古董商发现,开始在素胎上做文章。从景德镇请来绘画填彩焙烧技师,架起小窑,大量烧造旧胎后挂彩官窑瓷器。”
“所谓后挂彩,其实就是在官窑瓷器的素胎上绘画出各种图案,填上各种彩色。烧成青花瓷或是青花釉里红,青花瓷器上挂黄彩等等。”
“后挂彩的技师要求手艺好,技术高,一专多能,会画会填彩还会烧窑,可谓最尖端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