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修我们就是从底下一步步修的，发条断了，新配盘发条。调和轮齿也不行。这个钟所有零部件全坐落在木板上，当时欧洲可能空气潮湿度不像北方这么干，这木头经过一百多年二百年热胀冷缩什么的，变形挺厉害。”

“有的齿轮咬合也就是两到三个毫米的量，那木座一变形，就达到五六个毫米，这个修复起来，也是挺难的。目前调合适了，但是就看看伏天有什么变化。”

“过去修大多是为展览，都挑外形完整，缺失较少的修。经过建国以后，成立科技部，包括前面老先生们修了七八十年，外形完整的基本都修完。现在为什么修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挑不出来好的了，说实话，越修越破。”

“最近这几年没太多展览，时间比较充裕，就进行抢救性修复，都是挑外形破损，机芯复杂的。这些东西锈损的越来越厉害，再不修复，越往后修起来难度越大。从破的开始修，将来就能越修越容易。”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不能创造性修复。如果是一对儿钟表，可以相互参照，缺什么可以配。没有确切参照物，外形的话缺就缺了。零件坏了就自己修补。我们不会轻易说一个零件坏得不能用。”

“比如这齿轮，这个尖断了给它补一下，断几个补几个，这一个尖0.3毫米，不算特别小，有比它还小的。如果所有齿都掉光了，那我们就把轮片摘下来换一个，保留轴承，这就是最小干预原则。如果因为尖断了、齿折了就换一个新轮，这是不允许的，换个新轮搁上就不叫最小干预了。因为这是原件，换的是新的。”

“比如刚才说的瑞士钟，其实也没什么，它有一个链条断，不够长。我说你干脆摘掉这个，买根0.5的钓鱼线。那个线粗细合适，韧性好，力量够，新闻发布会能用。”

“救急你没办法。它应该是这种链，这种链我们故宫有一些，不多，不能给他用呀，两码事。只能拿这个代替一下。他也同意，他说行行，达到效果就行。”

“至于用民国的纸币代替羊皮补气囊，我们师父那一代就用。那种纸币韧性好，比纸要强。后来我们发现前人修复中也有拿那纸币粘的。那种羊皮是国外做的，挺薄，跟纸似的，国内没有。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零件)没有啊。现在我们钱(纸币)也没了，也没用。”

“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开始都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的确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一个钟，你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人手艺，活糙活细，有感觉。”

王建成看着不大的屋子，感叹道：“从十六岁开始，我在这屋待了三十九年，一共修过多少钟表也记不清，估计怎么也得有二三百件。故宫的写字人钟我没修过，师父修时我们看了一眼。它写出来的毛笔字还带笔锋，比有的人写的还好。据说现在写不了了，可能有什么问题。修好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是什么心情？”

“原来你不知道它什么样，修好恢复功能，看到它的表演原来是这样，心里挺有成就感。别人知不知道谁修的无所谓。我觉得修好一件东西的机缘很复杂，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有的人这一辈子能赶上一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修得上。现在这库里还有好多待修的，一直没动，上次修，可能还是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