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依你看应该怎么处理？”花映雪笑着问。
章岩看着窗外飞闪而过的山川美景，想了想说：“第一，对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照‘三个区分’原则来处理，真正做到有责才问、区别对待、既精且准。第二，要对所有政策、法规开展一次大清理，把那些存在分权争利、前后矛盾、相互打架等问题的政策法规进行一次彻底的修订完善，做到统一、协调、互补、完善。第三，要对各种存在问题进行一次全面排查梳理，制定整改方案，给出完成期限。在完成整改后不允许再出现类似问题，否则将严厉问责。第四，要从整体上对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执法执纪、做法措施进行统一、规范，不能一地一做法，一地一标准。”
“我赞成小岩的观点。”李庆丰深有感触地说，“我父亲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他两年前调到一个新单位当负责人，过了不久，这个单位的一名员工因为过去有违法犯罪行为被查处了，我父亲就被上级问责，受到了组织处分，这确实像小岩所说的那样，很无辜，很冤枉，也很悲情。他刚调到这个单位工作不久，而且你一个单位领导，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去调查、了解每一个员工过去是否有违法犯罪或违规违纪行为，更不可能去制止一个员工过去的违法犯罪或违规违纪行为。如果下面任何一个员工出问题，都要他来担责，这不是等于一个单位的任何一个员工生病了，就要这个单位的领导都跟着吃药吗？”
“这种做法确实不合理。”贺俊明也表示赞同，“假如是我犯下的错，是我自己失职，该我承担的责任，你怎么追究我，怎么处分我，甚至是对我作出严厉惩罚，我都能接受，都口服心服，都不会有任何意见。但明明是别人犯下的错，是别人工作失职，是别人的责任，却要我去承担，让我代人受过，对我进行处理，我怎么会心服？怎么能接受？怎么再干工作？”
“这样听起来确实是有道理。”黄华山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观点。
“依法治国是一个方向，是一个蓝图，是一个目标。这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需要一年年的沉淀积累，需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但我们不可能一天就修筑起一条万里长城，一天就开挖出一条人工运河，一天就建成一座阿旁宫。”章岩显得有些激动，“现在有些官员不考虑历史，不考虑国情，不考虑实际，以为睡醒一觉、下一个文就实现依法治国了，总是用现在的法律法规去衡量过去的做法、评判过去的工作、处理过去的问题。这根本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对错、不管事实真相，随便抓一个替罪羊就去交差应付了事，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这方面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希望政府能正视现实，及早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贺俊明连连点头说。
“是啊，不说存在就是合理，但起码现在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是历届政府延续下来的，都是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客观性。政府应该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对所有问题要逐步清理、整治，制定措施，有序推进，最后达致规范。”旁边一个乘客也忍不住加入讨论的队伍。
“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问题是现在一些官员根本不管这么多，只要下面出现问题，就抓几个人来担责，显示自己履职尽责了。不管这些造成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也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事情，都用现在的政策法规去套。”另一个乘客也插话说，“就好比一个成年人小时候穿过开裆裤，我们用他现在的年龄、用成人的标准去裁定他当年穿开裆裤的行为，把他当成是露阴癖、耍流氓，这合理吗？”
这位乘客的话，引来周边乘客的哄堂大笑。车厢的气氛更活跃了，不少乘客也纷纷加入到讨论当中。
“我是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者，对这个问题我们感受最深。”前面一行座位上的一位乘客感受颇深地说，“当年划定保护区时，由于自然保护区尚未立法，我国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技术也粗糙落后，当时的工作人员只是参考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地形图上勾划出一片山林建设自然保护区，其中把部分生产、生活设施甚至是农民的自留山也划了进去，有些还划入了保护区的核心区或缓冲区，后来一直都没有进行调整，也没有对错划进去的农民自留山进行补偿，甚至根本没有告知对方，更不要说与农民进行协商、签订协议并进行必要补偿了。本来，这既受当年的技术条件限制，也明显属于当时的工作失误，更是十分不合理的。且过去国家对自然保护区的执法也不重视，这些问题根本就没人理，造成了问题的积累和沉淀。但自从刮起环保风暴以后，上面来了督察组，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严格按照现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来执行，要清理、退出生产生活设施，禁止农民对自留山的经营活动，也不同意对保护区的区划进行调整，这导致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面临诸多困难，与当地农民的矛盾不断加剧，甚至引发剧烈冲突。而保护区的领导却要因此被问责。”
“现在基层工作确实很难做。”走道对面的一组座位上的一位乘客感叹说，“问题大多是建国以后积累下来形成的，或者说是政策法规不完善造成的，还有些是过去的政府自身导致的，但出了事就要找现在的官员来查处问责，使得很多官员不想为、不愿为、不敢为。过去总说去政府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好了，变成了门易进、脸好看、事不办，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政府还是需要实事求是地找出办法去解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