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内部的倾轧只是国民党高层暗斗的表象之一。孙中山去后，国民党中央出现巨大权力真空。“代帅”胡汉民有着“右派”的烙印，且心胸狭窄，与掌握军权的许崇智矛盾重重。而一心为公的廖仲恺则一如既往的冲在最前面，此前国民党右翼对他的新仇旧恨因为廖仲恺的频频出镜变得尤为激化。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史称“廖案”。这件事发生后，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组成“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因为主谋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汉民便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只好黯然下课。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蒋介石兼任军长。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9月，蒋、汪第一轮合作的第二颗“硕果”瓜熟蒂落——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实权派首领许崇智必须下台。早在处理廖案时，汪精卫与蒋介石就有过政治上的高度默契，即蒋介石帮助汪精卫驱逐胡汉民，令汪精卫取得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政权的统治者的地位。而后汪精卫保证让许崇智滚蛋，让出军队方面的指挥权给蒋介石。许崇智不但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许担任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而且还是蒋介石的领路人之一。但眼下的许崇智最大的角色便是蒋介石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蒋介石没有道理会让许崇智继续“活”下去。
9月20日这一天，蒋介石调集黄埔学生军包围许崇智的寓所，这招是迅雷不及掩耳，许崇智的嫡系大将许济、莫雄等人都蒙在鼓中，许崇智寓所的防守部队根本不是黄埔学生军的对手。林谦也参加了这次驱逐许崇智的行动。在围堵许崇智寓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
黄埔学生军虽然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但并不是说完全孤立的背景。黄埔学生军中不少人以前就是粤军中人，两者是交叉性质的。而且，许崇智这人治军较宽，对下属一直不错，黄埔学生军中有些人也很感念他，这时候奉上峰之令来驱逐自己的老长官，这在一个特重袍泽、江湖的旧道德时代，往往难以下手。刘天程一看这架势就觉得坏了，这要是完不成任务或者完成不好的话，别说蒋介石那里不答应，就是何应钦第一个就得废了他。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林谦：“国长，你看???”林谦：“连长，请给我十个人，三挺机关枪。”刘天程马上答应。林谦带着这十个人，三挺机关枪，一下子就把通往粤军司令部与许崇智寓所的一条关键消息小路给封死了。这样一来，林谦不但封死了粤军可能知道消息后的变生肘腋，也封死了黄埔学生军部分粤军中人心中最后一点残念。因为谁都清楚，这条消息路一旦给封死了，别说粤军援军，就是一只鸟都休想飞过来，许崇智彻底完了。
许崇智等不到援兵，却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在电话里告诉许崇智：“现在广东的空气对总司令非常不利，请总司令到外面避避风头，将来事态平稳了，还要请总司令回来主持大局。”蒋介石还给许崇智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许崇智一看信就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黯然出走。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许崇智丢了粤军总司令这一职务的确损失很大，可手中拿着蒋介石的这封亲笔信也成了许崇智日后的一块“点金石”。只要许崇智手头紧了，就跟蒋介石伸手要钱，蒋介石不管数目多大，从不含糊，一律送去。后来，蒋介石托张静江、吴稚晖出面另外给许崇智一大笔款子，“赎回”这封亲笔信。可是，当蒋介石拿到这封长信的原件时，他又傻了，因为这封长信原件的四角都有图钉钉过的痕迹，很显然，这是事前许崇智把此信做了拍照留底处理。许崇智对亲信说：“我就是让他知道，他欠我的帐永远也还不清。”
林谦这“临门一脚”让蒋介石铭心刻骨，记了一辈子，直到败退台湾，蒋介石仍旧对林谦当年驱逐许崇智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蒋介石为什么对林谦的这一“奇功”不能忘怀呢？说来话长。举凡一个成功或者成熟的政治家，他心中都有一杆能够掂出真正分量的功过的大秤。什么叫奇功？什么叫险功？什么叫大功？什么叫头功？等等等等。汉朝初年，皇帝大封功臣，武将们呲牙跟刘邦说萧何有啥功劳凭啥封为天下第一侯？刘邦是什么人啊？他面对的又是些什么人啊？他们肚子里转的肠子有几曲，刘邦是一眼望穿。刘邦就说了：“天底下立功的有两种，一种是功人，一种是功狗。功人是指路的，功狗是玩命的，你们说说看，功人和功狗能一个量级吗？”武将们都没脾气了，敢情自己都是“狗”，那还争什么啊？
具体到蒋介石驱逐许崇智这件事上，对于蒋介石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这个影响也是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以后慢慢琢磨过来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按说应该知道自己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充当什么样的人物。但实际上能够琢磨明白的寥寥无几。清同治六年夏，湘系头子曾国藩与他的亲信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段臧否当朝高层的对话，谈及权势煊赫、炙手可热的恭亲王时，赵烈文说了一句话：“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也就是说赵烈文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搞清楚他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应该如何应对。说起来这是次高当局了（比最高当局仅低一档），仍旧没琢磨明白自己的身份。蒋介石一开始也一样不能免俗。刚刚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还闹过意气，其实是“撒娇”，但至少说明他对这个牌位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当的认知，包括何应钦在内更是如此。可蒋介石的聪明就在于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很快就发现角色的重要性。然而，这个重要性到底如何重要或者说如何把这种重要性真的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去，蒋介石脑子里还是不那么清晰。这也就是蒋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轻率的鼓噪陈果夫等人推举自己出掌“民国总统”的由来。个人势力的突然膨胀让蒋介石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清醒的意识到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等到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蒋介石的路数就变了，自己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以军治党”、“以军治国”的方向上，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政府的牌位让给空心大老来做，避开事务性的东西，专抓实权。这是蒋介石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经过十几年的运作，特别是抗战之后，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对比较之战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版“军机处”，军统、中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就蒋介石个人集权的道路上，“军党论”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然而，抗战的巨大胜利让蒋介石冲昏了头脑，包括他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也自予予雄，人莫予毒起来。英美派的鼓吹、躁动，让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那段“总统情结”又开始食指大动。事实上，国民党的行宪国大是最臭的一步棋，得罪了天下各方势力，且在党内也搞得四分五裂。而且，这顶并不实际的“中华民国总统”的帽子彻底毁了黄埔系和桂系这国民党最后的两根支柱。
蒋介石为了当这个总统，所付出的巨额代价已经人所共知。而新桂系为了这个总统同样让矛盾摆上了桌面，做了总统之前的李宗仁好歹还是新桂系表面上的第一号人物，但做了总统以后，除了令不出石头城外，再无任何实惠可言，而新桂系第二号人物白崇禧则就此抓住新桂系全面大权，李、白一体成为历史。曹操这个人一辈子说的最好的一句话，也是他搞政治搞了一生最大的总结就是“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所以，司马光尽管看不上曹孟德，可也承认曹操“难眩以伪”。可惜的是曹操的这句名言，后代政治家们未必都能琢磨明白。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从来不计较表面上的所谓的名分。挂着第二号甚至第三号人物的牌子，干的第一号人物的事情，这才是政治家的“人间正道”。蒋介石也是败退大陆前夕才又重新念及于此，才又有所顿悟。所以，到了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在培养蒋经国“上位”的各种阶段时，一直不让蒋经国轻易走到前台去，担负的各种职务也都是舍虚名，图实务的，直到时机成熟之际，才让他接掌国防部和行政院。也所以，蒋介石每每想起当年驱逐许崇智一举奠定他“军党起家”的历程时，才会尤为感念林谦的“奇功”。
蒋介石决定要见一见这位质朴、苦干的年轻人了。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不是后来身兼一百多个要职的“党国领袖”，可在众多的黄埔生心目中，这位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大人物已经足以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了。对于接受蒋介石的召见，在黄埔生当中不是什么新闻，至少不是破天荒第一遭。而且，各种版本的面见蒋介石的诸多要领也在黄埔生中悄悄流传，有的居然非常管用。成为一部分人通过召见而平步青云的不二法门。
受到蒋介石召见的黄埔生一般来说都要接受两种考验，一个是“相面”，一个是“问话”。蒋介石早年有游走江湖的历史，所以，对于一个人的“面相”，他是很愿意研究一番的。就蒋个人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注重仪表的人。他当初给这些黄埔生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军容风纪。初入军校的青年人们对于军人应该如何端正仪表，并无感性以及理性认识。有一次，蒋介石问这些黄埔生：“你们知道怎么戴军帽吗？”学生们都一愣，以前天天戴，与其说是戴，急了的时候不如说是扣。蒋介石当即亲自示范——戴军帽时用食指和中指捏住帽徽，拇指第二关节对准鼻梁。这样的做法才能让军帽标准、端正的冠于头上。学生们一看，都服了。到底是校长，到底去过日本。这种习惯直到晚年，蒋介石仍旧讲求。他在台湾执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自己的孙子蒋孝勇下了小学归来，脑袋瓜给剃得铮亮。蒋介石就纳闷了，小家伙一脑袋的好头发，凭啥给剃成秃瓢了？他就问蒋孝勇原因，蒋孝勇回答说这是学校老师为了响应“总统”的“卧薪尝胆、反攻大陆”的号召，学习“总统”“光头革命”的精神，所以，所有学生必须剃光脑袋瓜。蒋介石这个气啊，当着孙子的面就说开了：“我当初之所以剃光脑袋，不是什么光头革命，一则是军人风貌，二则即更主要的是我的头发不多，而且细长，索性剃光更好看一些。”随后，蒋介石下令不要学校给学生搞什么“光头革命”。
中国古人有句名言叫做：“妍皮不裹痴骨”，后秦帝国的皇帝姚兴对此就特别推崇。蒋介石也不例外。其实，只要看看蒋介石麾下的着名的“八大金刚”——何应钦、陈诚、钱大钧、张治中、陈继承、蒋鼎文、顾祝同、刘峙等人的相貌便可以了解一二了。不过，以貌取人到底不如以才取人。貌不惊人的徐向前就是蒋介石看走眼的最好的一个例证。蒋介石对于一口山西话且相貌平平的徐向前并无深刻印象，更想象不到此人的军事能力后来竟然勇冠三军。
蒋介石的问话通常不是聊家常，而是单刀直入的过问你的学习、生活和业余爱好。问的次数多了，也就难免不有雷同的地方。特别是问你最近读过什么书，有的人为了取巧，就故意说读了《曾文正公全集》或者《曾胡治兵指要》等等，蒋介石间或问到一些内容，但听到这样的回答也就很高兴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至少在欺蒙或者蒙蔽上级这一点来说，作为下属是有一定的功夫的。而且，通常来说，越是身居最高层，下情的上达也就难度最大。就“下情”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下级因为通晓“下情”才有了一些生存空间，如果这点资源都给上级垄断的话，那么下级只好横死。所以，“下情”的控制使用和选择性供给是作为下级的必修课，谁要是这门课毕不了业，他也就不配再做下级。千百年来，上下级之间发生的多起矛盾中最根本之一便是“通气”问题。
政治家们的谈话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收服人心。陈布雷曾回忆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一席谈话后的观感时，不无感慨的说过，当他见到蒋介石的一瞬间，他自我感觉：此刻，他蒋介石让我去做什么我都愿意。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在胸中升腾。
不过，眼下不论是召见者还是被召见者，他们都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细微末节了。贼心不死的陈炯明已经准备卷土重来。这次，陈炯明比以往增加了一些本钱，与盘踞在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遥相呼应。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彻底剿灭陈炯明。1925年9月28日，东征军成立，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兼任东征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东征军打击的重点是陈家军的老巢——惠州。林谦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的野战。
但是，这次野战让林谦领教的不是战争的残酷，而是战场上机遇的诡谲。林谦当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是钱大钧。钱大钧是江苏苏州人（生于江苏昆山，四岁起随父迁居苏州，履历历来填写苏州人），性子绵软，很讲情面。而且，在名利场上多半能表现出至少是表面的恬淡。民国时代不属于国民党正宗嫡系的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都比较喜欢钱大钧，其中张学良与钱大钧尤其交厚。钱大钧本人曾经在保定军校担任第九期炮兵队队长职务，而陈诚那时候是钱大钧不折不扣的学生。1936年已经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的钱大钧被蒋介石安排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的位置上去，而行营主任居然就是当年钱大钧的学生陈诚。蒋介石包括何应钦、陈诚等人在内都认为钱大钧未必肯干，哪知道当蒋介石征求钱大钧的意见时，钱大钧居然不以为意：“人间一切皆在变，先生既可以当学生，学生也可以当先生。”这话传诵一时。而其时，陈诚多数时间在外，广州行营日常工作均由钱大钧掌握，陈诚虽名为主任，但实权却操在钱大钧手中。
钱大钧的三团驻扎博罗，任务是防卫蒋介石的东征军总指挥部。钱大钧生平有两个外号最能说明钱大钧的为人。第一个是“黄埔蛋”，第二个是“钱大钩”（也作“钩大钱”）。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外号。何应钦的外号“何婆婆”指的是何应钦在黄埔系阵营中的实际地位，仅次于“老公公”的蒋介石的“老婆婆”。而钱大钧的“黄埔蛋”的外号则生动的再现了蒋介石、钱大钧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这个人牙口不好，吃东西就有点费劲。一般都是要先挑酥软的东西入口。因此，鸡蛋就特别合蒋介石的口味。说起来，政治强人喜欢吃鸡蛋似乎成了中外的通例，比如希特勒就尤其喜欢烹食鸡蛋，他身边的厨师甚至可以炮制一百多种鸡蛋类的饮食，目前保留的纪录片中还有希特勒与德国装甲兵共进午餐的镜头时摊鸡蛋的那一幕。但是，我们都知道，“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也就是说“烹小鲜”往往是最难的。清代才子袁枚也喜欢吃鸡蛋，特别是鸡蛋羹（北方人叫鸡蛋糕）。有一次，他吃到了味道无比鲜美的鸡蛋羹，就追问厨师这是怎么做的，厨师那天心情可能不好，就忽悠袁枚说：“这鸡蛋得反复搅动一百遍”。袁枚没听出来这是“泡人”的话，硬是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笔记中，继续“忽悠”子孙万代。
钱大钧平素就对蒋介石的起居饮食特别关注，蒋介石的警卫、保安工作都是钱大钧一手操持。有一回，蒋介石随口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吃上一次‘黄埔蛋’。”的话。钱大钧马上就去找人操办。这“黄埔蛋”的经历有点跟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类似，蒋介石当初经过黄埔港时吃过一个名叫“严妈妈”的人烹制的炒鸡蛋，印象特别深刻，回味无穷。其实，这“黄埔蛋”没啥特殊的秘诀，就是大火烹炒，后放葱花，起锅麻溜。一开始，派下去的人没找到，钱大钧就急了，自己带着卫兵到周边农村去打探，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严妈妈真给钱大钧找到了，老人家年近六十，身体还硬朗，就是耳朵不那么灵。钱大钧请老太太再给蒋介石烧制一次黄埔蛋，蒋介石大快朵颐，连声称赞，严妈妈把这个手艺后来告诉了蒋介石身边的厨师，蒋介石每吃黄埔蛋，必然想到钱大钧的“辛劳”，内中的思绪自然不言而喻。“黄埔蛋”的外号按在了钱大钧头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钱大钧在黄埔军校的各教官中升迁速度相当之快，一度代理何应钦的教育长乃至代理蒋介石的军校校长。后来经常挂在钱大钧嘴上的一句话就是：“领袖也是人。”
这次驻扎博罗，照例还是钱大钧负责卫护蒋介石的安全。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调蒋先云来做自己的警卫部队首领的。蒋先云是“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并称“黄埔三杰”），他是湖南人，可蒋介石一直想跟他拉同宗的关系，还一度让蒋先云做自己的秘书。（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后最早选定的两位机要秘书就是蒋先云和陈立夫）蒋先云的妻子李袛欣是中共着名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的小妹，1927年，蒋介石专车途径醴陵时，蒋介石派专人请蒋先云的老岳父就是李立三的父亲李石硅前来叙谈，一坐竟一个多小时，当地报纸大张旗鼓的宣传“蒋总司令会见李老太爷”。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让蒋先云回头，义无反顾的蒋先云还是一头扎进中共的阵营中去。然而，在自己的战友、同志中却不乏对蒋先云存在猜忌、怀疑之辈，这让蒋先云异常苦恼，在与李一氓的闲谈中多有流露。1927年5月的临颍战役中，蒋先云三次负伤不下火线，最终牺牲。李一氓说过：“他是下了决心，牺牲在战场上，以表示他对党的忠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怀疑他的人，最后相信蒋先云没有被蒋介石收买。无端的猜疑是很可怕的。”
蒋先云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调来给蒋介石当警卫，他直率的表示自己愿意血染沙场而非看家护院。要是放在别人给钱大钧说这番话，钱大钧早就恼了，可蒋先云毕竟非比旁人，那是蒋介石的爱将。所以，钱大钧只好苦笑的说道：“老弟啊，给校长作警卫怎么能叫看家护院呢？”这样，钱大钧选派刘天程所在的连队作为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刘天程自然把这当做美差来看，他对林谦说：“这蒋先云也不知道脑子动了哪儿根筋，硬是要效命沙场，精神固然可嘉，但护卫总指挥不也一样光荣吗？而且，还会让总指挥青眼相看的，我真不知道这帮子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件事留给林谦的印象很深，直到十年以后，他与被俘的红军师长胡天陶对话时，这保存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又被重新勾了出来，让林谦久久陷入深思之中。
林谦所在的连队刚刚进入角色就传来警报。原来经侦察发现，有一股“陈家军”向博罗方向突袭而来。钱大钧命令警卫连立即做好保护总指挥部安全撤离的准备。林谦觉得这道命令来的奇怪，因为此前刘天程跟他透露过，前线已经牵制大量的陈炯明的部队，而且何应钦将第一师的骨干力量全部调来防卫博罗总指挥部，是不是在没有搞清楚具体情况前不要轻易做出张惶的举措来？刘天程拍了拍林谦的肩膀说：“佐民老弟，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现在钱大钧就是我们的东家，你不听他的话，出了麻烦谁给你兜着？”
刘天程他们紧锣密鼓的张罗着，蒋介石一进来就来脾气了，大怒：“谁在搞什么？”下面人就跟他报告了，蒋介石一听更火了：“把钱大钧给我叫来！”钱大钧一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蒋介石拍着桌子说：“把陈赓给我找来，我要陈赓当我的警卫连长！”钱大钧一边擦汗，一边解释：“钧座，陈赓是共产党员啊。”蒋介石怒气不息：“共产党怎么了？国民党员不争气嘛，惠州铁桶一般，还不是蒋先云这个共产党先登上去的？敌军未至，我们倒先自乱阵脚，哪里还有军人的气概了？你去把陈赓给我找来！”
惠州是陈炯明多年以来盘踞的老营，易守难攻。何应钦和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亲自督战，第一师第四团团长、老同盟会会员刘尧宸率领攻坚队直扑惠州城，不幸中弹牺牲。经周恩来建议改用链条式攻城方式，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率第一组首先攻城，陈赓等第二组随后跟进。1925年10月14日下午三时三十分，蒋先云第一个登上惠州城，陈赓第一个将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插上城头。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以后，连声说：“还是陈赓，还是陈赓。”在黄埔军校中，“黄埔三杰”各有千秋，同学中有句顺口溜叫做：“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
陈赓带的部队的特点就是腿勤、腿快、腿长。这个优点和特点不仅被蒋介石所激赏，就是后来别人从望远镜中看到冲锋陷阵的陈赓及其部队时都不住的赞叹说：“陈赓行，能当军长！”这次调来陈赓连做警卫部队，也多亏了陈赓的腿，救了蒋介石一条命。不仅救了蒋介石，也救了钱大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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