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zuo派王学）将其说法推向一个高峰，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对于杨峥来说，他两世为人，早已无所谓心学还是理学了，但他惊喜的是，大明之初就能有这样一股风气，不免感到高兴。

大明的规矩，被言官攻击的人，需要上个奏折自辩一番，杨峥不想大谈逻辑学的原理，他相信朱瞻基与那些言官虽是饱学之士，未必能看得懂逻辑学的原理，学问这个东西，需要是日积月累，随着认识渐渐多了，眼界开阔了才能达到那个层面，他的逻辑学才刚刚开张，什么三段论说出来，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消化吸收不了，若被那些言官抓住把柄，攻击只怕更猛烈，而他的目的，只想给大明注入一股新的学问，而这门学问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所以容不得半点攻击，最主要的他的目的是让人明白，这世间的学问，未必就是朱程理学最好，也并非朱程理学一家而已。

“不论是黑白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急于这个论调，杨峥在上自辩奏折时，特意花费了一番功夫。

当日，奏折的内容就传了出来：“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

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

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

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这份奏折不仅表明的心境，还直接把朱熹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他敢这么做，除了这番话儿极具说服力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杨溥的那番话儿，他倒也看清了，想要让逻辑学不再遭人话柄，最关键的就是让这帮清流无话可说，所以他上奏折除了辩解几句外，还附带了一四句诗词。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诗词通过朱瞻基的口念出，言官立即闭嘴了，不闭嘴不行，人家先有杨溥说话，傻子都知道，三杨素来和睦，杨溥说话，间接的就是杨士奇，杨荣说话，也就是说，杨峥的逻辑学有内阁的支持，谁敢去动这个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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