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溥道：“我朝建立之初，就在各地存有库粮，以备不时之需，如今天灾**，正好可以派上用场，看这大雪，怕是还要下上几日，朝廷赈灾不能手中无粮，可江南人口太多，缺口不小，单靠京师吃力不小，各地自救才是唯一出路，这一点还请皇上明鉴？“

朱瞻基恩了声，事实上他心头也有了计较，江南地域广阔，饱含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等六府，六府之地若都靠京师，如杨士奇所言，依赖太大，到时人心浮动，反而不利于朝局稳定，所以京师可以给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需要受灾之地自己解决了，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江南自古富庶，大明花费整整五年整顿，没道理连这一场灾难都应付不了，让人难以相信，但眼下救灾要紧，容不得他多想。

微微沉吟了片刻，道：“三位爱卿言之有理，我朝自洪武登基，就曾在各地建有粮仓，其目的除屯粮为军用外，更大的目的在于以备不时之需，如今江南雪灾，大可开仓赈灾！想来洪武爷爷也不会怪罪的？“

群臣大喜，纷纷赞皇帝英明。事实上，这事儿还得从朱元璋说起，当初登基之初，浦江的郑宅镇还是个无人知的小镇，但此镇北依仙华山，南临浦阳江，蜿蜒的白麟溪穿镇而过，景色秀丽，历史悠久。这个江南小镇之所以叫郑宅，不仅因郑姓家族长期聚居在此，还与明初郑氏族长担任粮长，送赋粮到南京受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嘉奖有关。

秦汉时期税收实行“田租口赋力役”制度，田租要到实地估产，口赋则以年龄为标准交纳。汉末，连年战乱和灾荒，地方官既没有力量组织人力去农村实地估产，也由于失去户口记录，无法弄清民众年龄以征收口赋和分派力役。为此曹操不得不改行“租调法”，田租按土地面积征收，户调则按户征收。户调从户而税，家庭人口越多，其单位人口纳税越少，聚族而居成了避税的极好办法。所以，隋唐时代的政府不主张聚族而居。

随着唐代建中元年，宰相杨炎进行税制改革，实行按资产征税的“两税法”后，家庭规模的大小已不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大家庭互助能力强，资产集中生产效率高，有利社会稳定，所以宋代政府有意识地提倡“孝”道，鼓励累世同居，不分炊。

当时郑宅的族长顺应了这一潮流，自南宋建炎年间开始，组织族人聚居合食，同食共居长达余年，大家庭人口最多达多人，相当于一个大村落。

由于郑氏家族合族义居的规模罕见，宋、元、明三朝屡受旌表。尤其是明初，郑氏的族长担任了当地的粮长，负责征集赋粮运送至南京，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和表彰。朱元璋敕建旌表孝义之门木牌坊，称其为“江南第一家”，并亲书：“孝义家”三字以赐。

明初，朝廷要将全国万石的田赋挨家挨户征收上来，集中运送到京师及其他缺粮的地方，工程浩繁艰巨。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别出心裁地建立了粮长制度，设计了一套“以良民治良民”的民收民解办法：把缴纳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政府指派该地区土地最多、纳粮最多、且具有威望的大地主担任粮长，替政府负责催收和解运田赋。

朱元璋为了笼络这些粮长，规定了许多优待的办法，如粮长可以参加乡村诉讼案件的会审和裁判；粮长如犯法，甚至死罪都可以用纳钱赎罪，并可以继续当粮长。粮长把粮食运到京城时不仅能受到皇帝的接见和嘉奖，一些优秀的粮长还能封官晋爵，最高可担任省一级的布政司(相当于今财政厅兼民政厅厅长)。郑氏族长就是利用运送田赋粮到南京的机会，在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引见下，获得了朱元璋的题字和表彰的，词句看似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其背后的意义重大，自此大明的粮草除了满足京师之用外，多余粮草便就地囤积，一但遇水旱灾害，先开府库赈灾，后向朝廷报账，如此一来，京师少了漕运之苦，而受灾之地，能就近取粮，可谓是一举两得，朱元璋对此举也十分满意，便以规矩延续了下来。

朱棣迁都北京后，为了供给数十万将士以及北京居住人口的食粮，每年都要从南方征集大批粮米输运北京，因而必须建置仓廒加以储存。永乐五年，因“淮安、河南漕运皆至通州”，特命增设通州左卫，“建仓廋以贮所漕运之粟”；七年，“设北京金吾左、右，羽林前，常山左、右、中，燕山左、右、前，济阳，济州，大兴左，武成中、左、右、前、后，义勇中、左、右、前、后，神武左、右、前、后，忠义左、右、前、后，武功中，宽河，会州，大宁前、中，富峪，蔚州凡三十七卫仓，及锦衣中、怀来守御二千户所仓”，又设通州卫仓。宣德以降，为了扩大储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京通粮仓，这些粮仓在和平年月，倒也囤积了不少，除了发放京卫官军月粮。在边情紧急时，也会调拨部分粮米充实边镇军储，此外还可以用于平抑粮价、赈济饥民等。可以说顾全十分周全。

大明迁都后，在北京任职的勋臣的禄米，本色部分皆于南京支领，只有折色部分于北京关给。北京文武官员的俸给，以本色发放者，也只有一部分在北京关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