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不能因为人家想要成立一个苏帮，就说人家心怀不轨，事实上自秦开始推行着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经济政策。尽管商业文化并不见容于当时的正统思想和文化，然而即便是种种打压，不扶持，甚至是限制，商业文化非但没有灭绝，相反却不绝如缕地存续到如今，历朝历代始终有着大小商人顶着”无商不奸”的斥责声，在做着经商的买卖在他们生存状态的流走及其演变过程中，有着许多在前世看来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关于中国古代十大商帮的着述，一部部地冒出水面。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苏商精于算计，太过务实，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很多规则意识和条条框框。该防范的防范，不该防范的也防范，所以苏商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自顾自”，抱团意识薄弱，团队合作少。因此在历史上比不上晋商、徽商、浙商，但你细细，江湖上的”钻天洞庭”这个词儿，似是赞叹--精明能干，无物不营，无地不去。然而这赞叹中却也明显地带着一种嘲讽和挪揄--嘿嘿，可是惯于削尖脑袋地去钻营，连无路可上的天庭，他们都有办法去钻营呢！

明清以来，在江南以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能力之强都堪称雄的商帮是徽商，然而，颇善”钻天”的洞庭商帮却能与之分庭而抗礼，以之佐证的是洞庭商帮和徽商相提并论而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一天一地，平分江南秋色，而能走到这一步，莫不是各地商业上形成了合作，他们大多是以数省或一省为单元，形成独有的商业文化，商业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壮大，从而走向更远。

与杨峥看来，商业能形成团体自然是好的，可眼前的一幕，让他多少有些怀疑这沈老爷子的目的，之所以会这么想，这一切不得不说沈老子的表现。其一，在如此强大的灾难危机中，沈家一家商铺能脱颖而出，发行的商卷竟能完好无损的应付过去，在没有任何通讯手段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地方，其二，老子一路上卖关子，吊足了胃口，让这帮急着脱困的商人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以他为中心的局面，从而发出建立苏商的提议，这一提议本没有什么不妥，商人想要壮大，有组织，有团体，无论是经营上，还是在力量上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对方的表现，显然是早有这个准备，而且表现得十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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