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听得这一声呼喊，方才从思索中回过神来，喝道：“什么事？”

衙役道：“回老爷的话，杨大人让小人将这个交给大人，还说这个对大人断案有莫大的帮助？”

况钟一楞，道：“还不拿上来？”

衙役双手将那纸张递了上去，况钟一把接过，低头来，与那衙役神情一般无二，况大人也对这几句话儿摸不着头脑，嘀咕了半响，仍一无所得，不得不暂时放下，还有字儿，便顺着去，问之识者，多说是词讼作四六分问，方息得讼。谓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与原告以六分罪，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愤激再讼。然此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理曲健讼之人得一半直，缠得被诬人得一半罪，彼心快于是矣。下人揣知上人意向，讼繁兴矣。？？可畏讼而含糊解之乎？君子之于天下曲曲直直，自有正理。四六之说，乡愿之道，兴讼启争，不可行也。这句话显然比起上面一句要好理解的多，单就这句话的意思来乎只有反对和稀泥，但其真正过人之处在于，基于对司法的理解和对效率的关注，身为知府，身为县令，大可赞同今日为许多”为权利而斗争”者所诟病的”息讼”，因为司法的功能就在消除社会的纷争；但息讼不等于”畏讼”，也不能”和稀泥”，这话儿的用意，在公堂上的确可以得到验证，如真正有效的”息讼”就是要在全力听讼的基础上依照案情是非曲直严格执法，”和稀泥”注定引发好事者的不当利益追求--健讼，”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结果恰恰与一味主张息讼的裁判者的预期背道而驰。这法子简单的来说，就是对大明制度与人的互动博弈之理解，一种手段目的理性的或功利或效用主义的论证，得出一个结果完全符合官员的道德直觉：只有公正的司法才会真有效率。用杨峥的话儿说，知府大人就应该始终如一地依法公正裁判会减少机会型诉讼，再联系全面一句话，况钟多少有些理解杨峥的用意，说得通俗点便是知府大人在判案时，得把握一个平衡。在争产业案中，小民最在乎的是钱财，乡宦则并非如此，所以，缺啥补啥，把平衡的指针自然往小民那里偏斜。相反，在争面子的案件中，乡宦在乎的是面子，而小民则并非如此，所以，平衡的指针自然往乡宦那里倾斜。如此，就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状态，而非失衡状态，如今的苏州城是百姓吃亏，富户大户肥了腰包，身为知府大人若想退田维护百姓的利益，那么自己的天秤就该倾向与百姓，所以在断大户富户的案子时，就得定下规矩来，第一，按当事双方的血缘关系来：宁屈晚辈不屈长辈。第二，按当事双方的财产多寡来：宁屈富人不屈穷人。第三，按当事双方的官民身份来：宁屈官绅不屈小民。第四，按当事双方的智商情商来：宁屈刁顽不屈愚直。

第五，按案件严重程度，如果仅是吵个架：宁屈小民不屈官绅。这样做失公正，甚至不惜得罪苏州富户大户，但比起丈量土地来说，以这种断案方式，最大的好处不会引起百姓的反感，甚至还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不至于苏州爆发动乱，可以说对于稳定大于一切的苏州城，苏州城的富户大户无论是财势和都占了两份，想要从他们手中夺取属于百姓的东西，那么要做的就是联合百姓，最不利的局面能形成二对二，这样既能保持苏州的稳，又不至于自己孤立无援，可以说这几句话摸不着头脑，实则蕴含着一个大大的稳字在里面，而如今稳是苏州最需要的。

他虽打着断案为名，借机迫使苏州大户富户退田，但具体操作还需斟酌，他本以为帮大户富户断清了冤案错案，从而让大户富户感念朝廷的公义，自觉退回田地，从前两日的效果是没有，苏州是文化繁荣之地，比起其他各地，大户富户倒也懂得感恩图报，但凡事有利必有弊，苏州文化氛围好，即便是富户大户都是读书人之人，心眼较为别的地方要多一些，他们一方面仗着手中的权财势肆意兼并榨取民膏侵吞国帑，另一面他们可以将自己打扮道德模范，以圣人之言为自己批上了光鲜亮丽的外衣，让人奈何不得，从而让他们窃取朝廷的财富，可以说对付这些人，一味的公正廉明，未必有用，最有效的法子抓住他们的痛处，狠很撒上一把盐，让他们害怕，让他们知道痛苦的滋味。

而这一切就要自己去实际操作了，是继续维持公正的断情冤案错案让他们感念恩德退些田地，还是倾斜百姓，以朝廷律法为手段，让他们不得不退？两种法子，或许就是两种结果，饶是平日里决断无比的况大人也有些犹豫。

目光重新落在了那张纸上，再一次皱了皱眉，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杨峥给出这两句话，对自己在苏州断案的确有莫大的帮助，他有断案之名，接受诉讼，是他这个知府每日必备的作用，所以谁也不会说什么，即便是大户富户也不会多言。再者，身为父母官断案之时，必是公正严明，不存在袒护谁的顾虑，能有这一点还得感谢这些年，他在操守上还过得去，给了天下百姓，官员富户大户这样的认可，所以你是王孙贵族也好，是富户大户也好，一旦来了这里，那么得到了将是最公正的判决，因为做大堂的人是一个叫况钟的刀笔效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