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调定下后，双方进展的很快，四大总商合而唯一，盐道衙门是没有反对意见的，以前有什么问题要跟四家商量，如今跟一家商量即可，效率提高许多。可是盐商们后续的动作，就不再朝廷的监管之下了。
而盐商接洽南边的李魁奇、郑芝龙二人都是秘密进行，同时这二人都不知道彼此都在跟福建盐商接洽，五千万两白银在他们看来无关痛痒，他们在意的并不是那半成的干股，而是与盐商合作的销赃体系，他们一直想跟漕帮搭上关系，可恩怨已久的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合作的，漕帮历来也不差钱，这会通过盐商这个中间人可以展开合作，双方其实也都是愿意的，毕竟钱，它又不咬人。
第二个好处就是，盐商可以给他们提供许多情报，其实李魁奇也好，还是在台湾的郑芝龙也好，他们都掌握着大量的海船出海情报，这样他们才能准确的在茫茫大海中，截获一支支船队，明朝末年，倭寇已经不够看，海面上实力最强大的要数郑芝龙、第二就是李魁奇，因为这两个体量家伙的存在，倭寇已经很少来明朝沿海，更多的倭寇则沦为了二人的手下，在这两个人的手里当差的海员，来自各个国家，什么英格兰、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等国家，就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实力非常强大，过往船只都要给他们二人交上足额的保护费，他们两个强大到就连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任何一方打压对手，都需要拉拢他们来为自己增加筹码，而他俩，就在各国的博弈当中逐渐强大起来。
李魁奇背后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的支持，郑芝龙的背后则有荷兰人的影子，早在天启年间郑芝龙就是荷兰人的买办，帮助荷兰人建设台湾殖民地，郑芝龙在崇祯二年，他接受招抚归顺朝廷，而他的手下头号战将李魁奇好勇斗狠，不愿归顺朝廷，趁机占领厦门，把郑芝龙赶出大陆。
这期间郑芝龙、荷兰人与李魁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双方在海上展开激烈的角逐，正是这个时期，福建盐商介入其中，双方都在极力拉拢，尤其是郑芝龙，他为了得到荷兰人的支持，一次性支付给福建盐商七千万两白银，比李魁奇多出两千万，并许诺王学道，他们只需要把装满货物的海船送到东番岛南部：“热兰遮城堡”，由郑芝龙集团接收即可，绝不打压价格，收购的货物清单也一并提交给王学道，主要采购商品为：丝绸、瓷器、茶叶、棉花等商品。
王学道欣然接受，第一批他试探性的组建了二十艘商船前往，结果获利一万多枚银币，换算成白银两的话，这一次交易就赚到了两万多两白银，前前后耗时不到一个月，如果把手头上可以召集的商船全部前往贸易的话，这个利润最少涨十倍，那还卖什么食盐？最重要的是郑芝龙跟李魁奇每个月都会过分给他合计八十余艘商船的货物需要销赃，里外里核算下来，每个月商会净赚超过四十余万两白银，一年下来就是近五百万两白银，利润远远超过贩盐的利润，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笔银子，不需要缴纳任何税费，而且自己同时背靠李魁奇、郑芝龙两座靠山，那就在海上畅通无阻，还可以时不时的打劫一下别人，何乐而不为呢？
但事事无常，就在王学道组建了一支接近三百余艘商船前往东番岛南部热兰遮城堡的时候，在鼓浪屿与东番岛之间的海面上，爆发了李魁奇与郑芝龙的海战，双方集结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当然主力战斗方依然是李魁奇、郑芝龙二人，李魁奇投入船舰一千两百余艘，郑芝龙投入三千余艘，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合计六百余艘，荷兰、英国合计三百余艘，各种战船超过四千余艘，参展人数十万余人。
郑芝龙的战术很简单，就是火攻，所以在船只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通常火攻船只都是小艇，造价低廉，而郑芝龙反其道而行之，把担任火攻的船只伪装成战舰，上面不仅有水手，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火炮，郑芝龙抢占了上风口，担任正面迎敌，荷兰人与英国带领少部分郑芝龙战船绕道敌人后方，采取前后夹击战术，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战争的硝烟在福州府都可以看见。
打红了眼的荷兰与英国舰队，乘胜追击，一并把王学道盐商的船只劫掠并洗劫一空，所有船员全部沦为奴隶，掠夺到东番岛种甘蔗。
噩耗传到福州府后，周耀东当场吐血，魂归西天，四大盐商亏掉的不仅仅是两百余艘商船，还有价值近千万两白银的货物，四大盐商可谓是伤筋动骨一蹶不振，情急之下的盐商，私盐尽出，埋伏已久的商敬石、李德宽等三千余谍报人员尽出，手持杨齐的调兵公文，把福建盐商的私人盐场全部查封，并发现“采生”人数在数百人规模的私人盐场多达十五个，人数在千余人的私人盐场二十个，后续的核算工作需要为时两个月才能核算出来。
通过调查、走访、滴血验骨等方式相结合，证实周尚超确是周耀东的儿子，他母亲早年间被周耀东养做外室，后被周尚宗的母亲发现，趁着周耀东外出办事之际，命人将其轰出，交给伢人贩卖，周尚超的母亲本打算一死了之，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产子后交给当地一家周姓人家抚养，也把这枚玉佩一并传给了周尚超，她自己从此杳无音讯。
杨齐将福建盐商的事情整理，与四千万两盐税一并解送京城，四大盐商的善后事宜还需数月时间请点家产，也一并上缴国库，四大总商私建盐场、采生折枝、偷税漏税、囤积居奇、数罪并罚，主犯凌迟处死，从犯及家眷流放西域三千里，无昭不得踏出流放之地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