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对后世的莫斯科人来说，既是一个劳动的节日，又是春天的开始。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通常会成群结队，开着自己的车子，到郊外的别墅去种地，在肥沃的土地里撒下土豆、洋葱、圆白菜、胡萝卜、玉米的种子后，就不闻不问，只等秋天再来收获。

而1941年5月1日，却注定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这是苏联在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后，为了鼓舞全国军民士气的一次临时阅兵活动。

虽然阅兵仪式要十点才开始，但还不到七点，尤先科就来敲我的房门，向我报告说别济科夫上校在楼下等我。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楼下时，别济科夫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见到我的面，他就抱怨道：“丽达，你怎么这么晚才下来？”

“别济科夫上校，阅兵仪式不是十点才开始吗？”见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我抬手看了看表，不解地反问道：“可现在还不到七点，我们用得着这么早去吗？”

听我这么说，别济科夫冲我翻了一个白眼，没好气地说：“你以为你是斯大林同志啊，可以在仪式开始前几分钟才进入观礼台。”说着，他转身拉开了车门，招呼我坐进去，同时催促道，“快点吧，再晚一会儿，高尔基大街就该戒严了。”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看着别济科夫发动了汽车，不由好奇地问道：“上校，你不是有特别通行证吗，难道那些戒严的指战员还会拦你的车？”

“八点以后，参加检阅的部队，就会陆续进入高尔基大街。到时就算不戒严，我们的车也开不过去。”说完，他一踩油门。我们的车就朝前开去。

当车驶入高尔基大街，我看到路边停着的坦克。都揭开了上面的伪装网，坦克兵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而街道中间，一个又一个方队正朝着红场方向行进着。此刻，我算明白别济科夫的担心并非多余，待会儿更多的部队或技术装备摆在这条大街时，我们的车是根本无法开过去，要想到达红场。就必须绕很大的一个圈子。

别济科夫驾驶着车辆，在接近那栋红色的三层楼高的历史博物馆时，向右转弯驶向了亚历山大花园，将车停在了里面临时开辟出来的停车场里。

看着停车场里密密麻麻的小车，我便可以想象出来参加阅兵仪式的重要人物有多少。等别济科夫停好车出来，我们一起朝红场南侧的斜坡走去。斜坡的底部拉着一道警戒线，有十几名穿灰色棉制服的警察，配合着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在检查进入红场的人员的证件。

一名年轻的民警走到我的面前，抬手向我敬了个礼，面无表情而又礼貌地说：“指挥员同志。请出示您的证件！”

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警察，我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本能地伸手去摸自己的证件。还没等我的手放进兜里。就听到旁边响起了别济科夫冷冷的声音：“民警同志，您是哪个局的，难道不认识我吗？”

民警看了别济科夫一眼，摇了摇头，公事公办地说：“对不起，上校同志，我接到了命令，必须检查每个进入红场人员的证件。”

“您说什么，民警同志？”别济科夫听到小民警这么说。不禁冷笑一声，随后用嘲讽的语气问道：“如果来的是一位元帅。您会检查他的证件吗？”

民警显然听出了别济科夫语气中的讥讽，不免变得有些慌乱起来。正不知该如何应对时，从旁边走过来一名警卫团的军官，见到别济科夫被民警拦住了，连忙小跑过来，狠狠地瞪了一眼小民警后，抬手向别济科夫敬礼，并代表小民警向他道歉：“对不起，上校同志，这位民警同志是临时来帮忙，不认识您，请您原谅！”

别济科夫冲着小民警重重地哼了一声后，冷冷地问道：“民警同志，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看到管辖自己的军官都要向对方敬礼，小民警知道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顿时满脸羞得通红，有点慌乱地说：“可以，当然可以，上校同志，您请吧！”

我们越过警戒线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别济科夫小声地向我道歉：“丽达，很对不起，是我对自己的部下约束不严，冒犯到了你，你没有生气吗？”

我听别济科夫这么说，猜测他可能是看到我在掏证件之前那个打哆嗦的动作，他不知道我有“警察恐惧症”，还以为我是在为小民警查证件的事情而气得哆嗦呢。我连忙摆了摆手，回答说：“上校，你多虑了，小民警没有做错，他也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为了不在这个无聊俄问题上纠缠下去，我故意岔开话题问，“对了，待会儿我们坐什么地方？”

别济科夫朝列宁墓南侧那低矮的观礼台一指，说道：“诺，那不是么，我们就坐左边的观礼台，这样可以看到受阅部队和技术装备入场的全过程。”

说着话，我们已来到了观礼台旁边。观礼台四周都是警卫团的战士在站岗，他们三步一刚五步一哨，将观礼台围得水泄不通。别济科夫向一名执勤的少尉点了点头后，带着我从两名站岗的战士中间走过，沿着换岗哨兵的通行甬道走了几步后，沿着台阶上了观礼台。

观礼台共有七排，除了左右各有一条通道外，中间还有一条通道，将整个观礼台匀称地分为了两部分。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时间早的缘故，台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别济科夫带我来到第一排的位置坐下，同时还歉意地说：“丽达，由于这次阅兵决定得很突然，所以观礼台上还没来得及像往年阅兵那样安上椅子，所以只能委屈你坐着冰冷的水泥座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