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以给西南联大师生训话为由，偕陈璧君、陶希圣、周佛海等人坐飞机离开重庆飞抵昆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陶希圣作为国民党着名的历史学家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言谈中表示对抗战局势感到悲观，引发了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

令联大师生没想到的是,汪精卫后来的作为更让他们无法接受。汪精卫一行人于十二月二十日飞抵河内，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二十九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艳电响应，宣称愿以近卫文麿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和日本谈判,公开投敌。

汪精卫的声明刚一发出,就引起了联大上下的极大愤慨。在一片滔天骂声中，西南联大的师生送走了动荡的一九三八年,迎来了前路未卜的一九三九年。

因为汪精卫的叛国，西南联大一千〇一十九名学生联名致电jjs声讨汪精卫的叛国行径：“……汪逆兆铭，通敌投降，消息传来，举国发指……乃汪逆以中枢重寄，忽发为此极狂悖荒谬之行动，丧尽天良……”

山河飘零，汪逆投敌，昆明学人心头悲愤无比。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师生一齐走上昆明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大游行。“三剑客”跟廖灿星、楚青恬、梁绪衡都走在游行的队伍之中，跟同学们一起高举火把，一边走一边大喊：“打倒汉奸汪精卫！”一团团跃动的火焰照亮了一张张年轻的脸，一支支火把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流淌成一条光闪闪的河流。

火炬游行没过几天，联大张贴出了第123号布告，布告上的内容让师范学院新入学的同学们都犯了大难：

布告

第100次常委会修正和通过师范学院草拟的该院学生领受膳食津贴之原则及办法，学校每月给每一学生津贴7元,伙食以学生在该院指导下自办为原则。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

从一九三八年年初到年尾,法币通胀了将近一倍，购买力大大下降，而且一月较一月更为严重，年初时联大的同学还阔气得很，每月只要七元就能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的时候还可以吃鸡吃鱼。然而到年尾的时候，七元钱勉强可以每周吃一次肉和蛋，此时在昆明随随便便去小饭馆吃一餐就要好几角钱，若是去昆明城里数得上名号的大酒楼，只吃一顿饭收你七元也并不稀奇。

联大的同学们也是有穷有富，有的同学家境殷实，到联大来的时候带了不少“盘缠”，加上法币和云南本地货币“老滇票”的比例是一比十，自然是出手阔绰得很。早餐去咖啡店，喝牛奶吃荷包蛋和西式甜点，中午去酒楼大鱼大肉，晚餐跑到基督教青年会吃西餐，随便花个五毛钱。饭费也就罢了，就连一天在这三个地方转上一圈,交通费也要花上一块钱。

然而这样的人在联大毕竟是凤毛麟角，以大部分同学的条件来看，每天下馆子的生活想都不敢想。小部分经济稍微优渥一点的同学选择了三五结伴，自己在校外找厨子包饭吃，每月要花上七块半到九块钱不等，而联大最穷的学生早上只能喝开水，午饭和晚饭就着辣椒酱啃大饼度日。

开学以后，联大便开设了大食堂，在食堂吃饭就成了大部分的同学的选择。大家每月缴六元给联大食堂，一日三餐都在昆北大食堂解决。可食堂开办没多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联大师生众多，食堂管理人员人手不够，加之部分校工工作不负责任，导致联大师生经常断炊。所以联大四学院的学生虽然有食堂，却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吃饭难的困境跟师范学院不分伯仲。

就在师范学院伙食自办的布告贴出的第二天，一张启事悄悄贴在了布告的旁边，启事用毛笔写在云南竹纸上，笔锋遒劲有力，丝毫不逊色于联大布告上的字迹。

“群社”伙食委员会招募启事

为解决联大同学日常伙食问题，“群社”决议自办伙食委员会，现招募会员，每名会员每月缴纳会费六元，会费将尽数用于聘请厨师、采买材料等，伙食委员会负责提供会员一日三餐。伙食委员会以餐桌为单位，一桌推选一人成为伙食委员会委员，每月重新推选一次。伙食委员会委员负责监督膳食采买与制作，用餐地点为昆北大食堂。

有意加入会员的同学请于一月三十一日之前至训导处生活指导组报名，报名人数以一百人为限，满额截止。

“群社”伙食委员会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虽然“群社”的成员仍在招募中，“群社”尚未正式成立，然而陈确铮却下定决心要尽早解决同学们的一日三餐，他与“群社”的几位地下党同仁商议过后，便决定成立伙食委员会。随后陈确铮即刻便去训导处报备，在争取到了昆北大食堂的使用许可后，陈确铮就立马张贴启事，开始了伙食委员会的招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