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蒙古战争后，高丽北部的东界、北界被蒙元占领，成为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和东宁府，隶属于元朝辽阳行省。济州岛也长期成为蒙古人的直接管辖地“耽罗军民总管府”，负责防倭和高丽海外侨民事务。

元末期，高丽积极北拓，收复北部被蒙古占领的土地。1388年，在明朝击败东北地区的北元军队后的第一年，明太祖建立铁岭卫以取代元朝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开元路。

由于高丽声称对开元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拥有主权，彼时重心全放在继续讨伐元朝余孽的明朝不打算节外生枝，遂放弃了开元路朝鲜半岛北部的领地，并将铁岭卫改置于辽东奉集堡(后世辽宁沉阳东南奉集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铁岭卫又从奉集堡移至银州(后世辽宁省铁岭市)。

高丽末年和朝鲜王朝初期，李成桂对朝鲜半岛图们江流域加强了管理，招抚居住在该地区的女真人，最终使图们江和鸭绿江成为大明与朝鲜的界河。

简而言之，高句丽早就被唐朝灭亡，后来的高丽是从新罗分裂而出，继而又改朝换代为朝鲜并逐步统一朝鲜半岛的。

究其历史，可以说当前的李氏朝鲜乃至追朔其祖上，原本都不曾是中原王朝直辖统治的一部分。[注：要注意，这里说的是不曾直辖统治，但新罗是唐朝的附属国。]

那也就是说，大明接受朝鲜内附，实质上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全面直辖统治朝鲜半岛。因此，这些认为大明应该“三让”的朝臣其实是担心朝鲜民间对于内附有不满，若无此流程则可能导致后续的统治不稳，反而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更多时间来巩固。

也可以说，他们认为汉文帝继位时三让是为了获取合法性，而此时大明需要三让，也同样是为了获取合法性。

这种思路其实不难理解：你们朝鲜也是习儒之国，现在你们要内附，我大明皇帝便按照传统来个三让，三让之后你们还坚持内附，那今后你们自然应该认可我的合法性了吧？

朱翊钧心里对此颇觉厌烦，但这道理却又不好反驳，只好把内阁六位大学士再次找来进行文华召对。

召对之上，朱翊钧也不好表露自己的意思，只能压着不满问各位辅臣对此有何看法。

王家屏首先表示反对，他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三让虽然理论上的确有助于加强合法性，但朝鲜离京师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而且使臣为了避免海路不安全还只能走陆路，一个来回就要两三个月(使臣不是行军，走得慢)。

这样的话，如果还要行三让之礼，那怕不是足足一年时间就这么平白无故被耽搁掉了，完全没有必要。

然而，在内阁中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赵志皋这次不知道为何却有了主见，他和沉一贯两人坚定地站在了应该三让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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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皋的观点是朝鲜内附乃大事也，而且朝鲜素来自称小中华——甭管是不是吧，总之它是个崇儒之国。既然如此，我泱泱天朝历来讲究一个“君君臣臣”，自然不能失了礼数，这三让之礼应该要有。

沉一贯比他直接一点，明白无误地说这么做就是为了堵朝鲜官民悠悠之口，证明这内附绝非我大明强迫，而是你家大王坚持不懈非要内附，我大明是勉为其难才答应下来。

潜台词就是你们日后老实点，吾皇收留你们那是吾皇深仁厚泽，见不得朝鲜百姓受苦、见不得你们大王因为担心无法“死于天子之国”而日夜忧叹，可不是贪图你们那穷乡僻壤的几亩破地，你们可别不识好歹。

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朱翊钧虽然倾向于王家屏的观点，但依然不好仅仅因为怕耽误时间而不顾赵志皋和沉一贯的意见，毕竟人家占了一个“礼”字，这玩意儿在大明是很难反对的。

于是，朱翊钧只好寄希望于高务实，希望高务实能体会他的意思，并且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别让他左右为难。

高务实的确是个善于解决问题的人，他首先琢磨了一下赵志皋和沉一贯为何如此坚持，非要让皇帝“三让”。

想了想，估摸着还是学派理念问题。实学也好、心学也罢，平日里都说自己学派是由理学发展而来，换句话说就是都认为自己才是儒家正统。

但是，实学派讲究的是一个经世济民有实效，本质上是回归儒家早期的传统；心学派也认为程朱理学时的儒家走歪了路，但他们标榜的却是要先解决人的思想问题，认为只有道德水平全面提高之后，其他的事情才能一通百通。所以，不仅实学派认为自己是“实学”，心学派也认为自己是实学——道德实学。

既然是强调道德的实学，那么任何事都要讲礼法，因为礼法就是道德的表现形式，如此“三让”就必须要有。

想明白了这点，高务实心里虽然直翻白眼，但面子上却也不好直接反对。王家屏现在敢反对，那是他早就打算致仕了，而且时间紧任务重，忙完朝鲜内附还要忙正国本，自然也就不愿意耽误，也不怕直接反对。

可惜高务实还不打算退休，所以他不能这么干，只能和稀泥：“臣以为礼不可废，然程序却可因现实而有所通融。以臣愚见，‘三让’可行，但不必让李山海往返三次……反正他是全权特使，就由他三次代朝鲜王题请而皇上三让即可……至多三天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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