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一次老爷也打算让出点什么，以求得皇上的心安？”
刘馨这个问题一提出，黄止汀就非常在意，目光炯炯地盯着高务实。高务实也注意到了她的神情，主动问道：“夫人有何见解？”
黄止汀挪开目光，但语气显然有些不高兴，道：“老爷是一家之主，如何处置自然是老爷一言而决，妾身怎敢置喙。只是……无论如何，老爷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来得合理合法，若无缘无故便得出让，妾身总无法心平气和的接受罢了。”
高务实笑了笑，又点了点头，然后问刘馨：“你呢？”
刘馨倒比黄止汀看得开，哂然一笑，道：“按着以往的范例来看，妾身觉得皇上应该不至于完全白拿好处吧？那就要看老爷打算让出什么，而皇上又会拿什么来弥补。”
黄止汀一听皇帝应该会有所补偿，总算面色稍霁，但却仍然将信将疑，道：“要是这么做，那就好似一场交换，却不知老爷打算给什么，而皇上又有什么能拿来作补了。”
高务实稍稍沉吟，道：“皇上并非不信任我这个人，只是已经无法坐视我的实力增长……我其他实力增长也还罢了，最要紧的却是在京畿一带的实力增长，这才是皇上不得不考虑和警惕的。”
黄止汀轻轻一挑眉：“老爷是说，应该把京畿周边的保安队和护厂队削减或者调离一部分？”
高务实微微摇头，刘馨也道：“这恐怕意义不大，毕竟在皇上看来这些人既然现在可以调走，那么‘需要’的时候也能调回，无非是老爷一声令下的事，有什么意义呢？甚至真这么做的话，反而有种掩耳盗铃之意。”
黄止汀便问道：“如果把武装家丁大幅调离京畿都不能让皇上心安，那老爷应该让出什么，请辞回乡吗？”
高务实听得她这样说，不禁苦笑道：“夫人莫说气话，我要是在眼下这个当口提出请辞，只怕皇上非但不会高兴，反而要雷霆震怒……‘朕还什么都没做呢，你高务实就要甩脸色给朕看了？’所以，要是真发展到这一步，那就真是天下之祸源了。”
黄止汀轻哼一声，很不客气地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其实她在某件事上和高务实的观点一直都有很大出入，那就是她对大明朝廷的忠诚比较有限，至少远低于以民族意识为基调的高务实。不过，这种情况高务实其实是能够理解的，这涉及到这个时代的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究竟应该忠诚于谁，或者说忠诚于什么。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的名言，也是在那之后无数忠臣良将津津乐道的人生格言。很多人为了这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努力，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们之中有人默默牺牲，有人名传千古。
然而，很多人可能直到死去也并不一定仔细思考过，他们效忠的对象究竟是谁？是国，还是君？亦或者其他？
现代社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普遍都会选择以国家的利益优先，尤其是在深受苦难的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种认识铭刻进了人们的骨子里。
然而在古代，却始终有一个矛盾，即“我”究竟是应该优先忠于“国”呢，还是优先忠于“君”呢？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我”该如何选择？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古人眼中的“国”这个概念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最早的“国”这个概念，与后来的“国”是不一样的。最早的“国”要小得多，所表示的也就是诸侯国。那时候，比国大的概念是“天下”。因为古人认为，在君王所拥有的江山以外，就没有其他国家了，因此君王的江山也就是“天之下”的所有地方。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消灭了诸侯国，完全实施郡县制，因此也就只剩下“天下”这一个概念了。后来汉朝初年又设立了“国”，也就是藩国。不过后来因为藩国对中枢的威胁太大，因此又不断削藩，让藩国越来越弱，越来越小。
此后，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其实一直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国”这一说法，只有“天下”。这里可能有人抬杠，说历朝封亲王按说都指一国，比如大明现在，皇子封王之后去自己的封国，它不也叫“之国”吗？但问题是，这“国”显然只在名义上存在，只是为了维护“亲王有国”这个古老的传统。
虽说这时候的人已经认识到天下不只是中原国家这一部分，在中原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国家。不过，“国”的真正概念却依然没有形成。
这是因为，古时候中原大一统国家往往都和周边建立了朝贡体系，于是至少在名义上依然将周边这些国家纳入了中原国家的管辖范围，依然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概念。
这种情况，直到鞑清末年列强入侵的时候，才有所改变。那时候的列强，都把鞑清称为“清国”。鞑清本来是不承认外国的，还认为外国人是“夷人”，是“洋人”，但是当外国实实在在地打进来，鞑清打不赢的时候，就不得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国”，而不代表“天下”了。
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自身文明的极大自信。当然，这可能是一句废话，毕竟“中国”这个词本身就是“中央之国”的意思，还要怎么自信？
尽管鞑清承认自己不代表“天下”了，但依然要在“国”之上，加一个“家”字，构成“国家”，或者是“家国”。这可见古人“家天下”的概念有多么根深蒂固。
但即使如此，后世所讲的“国家”和古人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概念，新中国之后说讲的“国家”，通常意义是每一个家庭合起来，组成一个国；而古人是讲皇家与他们的国，也就是“家天下”。这个概念的转变，是在封建帝制国家灭亡以后，才逐渐演变形成的。
由于以上这些，那么讨论在大明这个时代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忠于“家天下”还是忠于“皇帝本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忠于整个皇室家族，还是忠于具体君王的问题。
什么，你要讨论“忠于天下”？嗯……这种人恐怕少之又少，甚至连同为穿越者的刘馨都未必有兴趣——她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未必会愿意这样做。真正能够说自己“忠于天下”的，可能只有高务实一人。
当然，他心目中的“天下观”又和这个时代不完全相同……这个就先不展开了。
说回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古代是发生过矛盾的。这里可以举三个不同性质的例子：
其一，保护某个君王还是保护某个家族。
这种情况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在明朝，明堡宗……不是，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抓捕之后，瓦剌认为汉人是很忠君的，因此只要用朱祁镇要挟明朝，明朝一定会妥协。
不过没有想到的是，明朝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扶持起来，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因而破了瓦剌的阴谋。这样做，就是典型的忠于整个朱明皇家，而不是忠于某个具体的皇帝的表现。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朝代也有，比如宋高宗之所以要杀掉岳飞，就是因为岳飞是忠于整个赵宋家族，而不完全是赵构本人的。这就让赵构很生气，所以要下那风波亭的毒手。
其二，保护这个君王还是保护那个君王。
如果皇室内部发生斗争，有很多人都有成为君王可能的时候，就涉及到忠于这个君王，还是忠于那个君王的问题了。
比如朱棣要夺朱允炆的江山，有人忠于朱棣，有人忠于朱允炆。方孝孺坚决忠于朱允炆，认为朱棣是篡位。但是朱棣就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干卿何事”——当侄儿的不尊重叔叔，我这当叔叔的教训侄儿，这关你个外人屁事啊？
朱棣这话看起来纯属狡辩，但其实真不一定，因为如果从“家天下”的角度来考虑，朱棣的说法其实是没有错的。
这一点也有明证：朱棣靖难时，天下诸王的态度基本都是尽可能不搀和，而只是静观其变。为什么？因为这是“家事”。
在天下诸王看来，甚至在当时很多许多官员、百姓看来，这件事不涉及“改朝换代”，也就是不会导致“朱明皇室”的统治发生变化，所以他们无需站队，只要“谁赢我帮谁”就好了，根本没有道德负担。
但话说回来，在方孝孺那里，就出现了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矛盾。由于朱允炆对他有恩，可谓是“君以国士待我”了，所以他才必须“我以国士报君”。因此甚至可以说，方孝孺对朱允炆的忠诚属于个人对个人的忠诚，而朱棣的说法反而是站在更高层面的……虽然也没高到哪去。
同样的道理，李世民的部下拥戴李世民，鼓动他杀掉太子李建成，接着又实际上推翻皇帝李渊，同样也是这个矛盾的具体体现。
其三，保护皇室家族还是保护汉人江山。
当皇室家族没落凋零，无法保护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是忠于皇室家族，还是忠于汉人江山的说法上来了。
比如朱元章夺天下，他就认为他是忠于汉人江山，而不是因为忠于赵宋皇室家族而反元朝。作为赵宋皇室家族“后人”的韩林儿(应该是假的)，就没有必要着力保护。只有保护了汉人江山，免得被异族夺去，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这里必须说明，这个说法实际上在古代是不容易被广泛接受的。古人认为，这其实是不忠诚的表现。
当然，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古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想出了相应的办法。古人采用的办法就是宣扬“前朝气数已尽”。
现在我们认为前一个王朝是“气数已尽”，那么那个“家”就不能再掌管天下了，应该由新的“家”来掌管天下，大家应该拥戴新的“家”。
比如西周起兵伐商，大家都跑来拥戴西周，那就说明商朝气数已尽，新的天子产生了。
以上三点大致就是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三种主要矛盾。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如果激化，一般都是因为“天下”出现了巨大的动荡，而在大多数和平年代，这个矛盾是不存在的，两者也是统一的。
那么，如今的天下出现了动荡吗？还没有。既然没有，为什么黄止汀对朱翊钧谈不上忠诚呢？因为她的利益与高务实是一体的，而当朱翊钧现在可能要损害高务实的利益时，对于她而言，那就是“天下动荡”。
黄止汀是这样的态度，刘馨就更不必提，后者恐怕根本就不接受家天下的思想，她又怎么可能终于皇帝本人？
黄止汀刚才用以表达自己态度的话，是直接引用自孟子。但其实“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番话，偏偏是当今天下读书人都知道，但却很少有人敢说的——因为孟子在大明朝的地位……嗯，很有一番变化。
朱元章的出身大家都知道，后来他发达了，也开始读书。在看完孔子的书后，他对其他的儒家先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迫不及待地深读了孟子等一些其他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书籍，以求获得治理国家的帮助和参考。
但是有一次在翻看了孟子的书后，朱元章却突然大怒，立即下旨要将孟子的牌位移出孔庙，说孟子不够资格配享孔庙。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看到孟子的“对君不逊”的观点后难以容忍。《明史》记载，朱元章读《孟子》，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怒道：“非臣子所宜言。”
余怒未消的朱元章还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意思是：这个家伙要是活在当下，能逃脱惩罚吗？
孟子的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元章根本不能理解，因为他自己之前是个农民，好不容易才登上皇位，对于这个位置的珍惜程度比任何先前的皇帝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