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历来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和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什么“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强调个人操守，那是心学派这个“道德实学”所擅长的主场，而高务实的实学，乃是治国理政之实学，他必须把话题控制在治国理政上头才算主场作战。

因此高务实不等王锡爵出招，便自己反客为主，先用一段讲个人操守的“圣人之言”升华到治国理政，提前把战场给转移了去。

这样一来，王锡爵要么就和高务实在治国理政的细节上和他直接过招，要么就得想法子再把战场转移回去——但高务实这种提前转移战场的行为，本就表明了高务实知道谈个人操守是他王阁老的预定手段，于是高部堂明确表示不打算接这个招：有本事我们就事论事，你别和我玩这套兜圈子的把戏。

于是王阁老就很烦了，在这种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手段的情况下，还想把战场拉回来几乎不可能。正如万寿节之前申元辅所言，高务实绝对不是官场雏鸟，算起来这小子当了二十年官了，而且早就有“中枢经验”，绝对是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一类。

因此，如果他王阁老继续把战场拉回个人操守，高部堂一定毫不犹豫又转回到治国理政，那这样一来，双方几乎就只能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到最后可能看似争得激烈，其实说完了之后就会发现，两个人实际上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王锡爵失败了，因为高务实其实是先出招的一方——就是他出的招。你王阁老没把给喷掉，当然不可能算你赢了啊。

申元辅作为早年学霸，官场经验也足够丰富，自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肯定辩不出个所以然来，必须得换个思路了。

眼下的问题是高务实不谈个人操守，他只谈治国理政，只肯就事论事。

申时行其实早就见识过高务实治国理政的本事——见识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和他谈治国理政，和他就事论事，这种仗实在不好打。

可惜这仗不打还不行，因为心学派不能让里提到的那些做法在高务实的推动下顺利进行下去。

为什么啊？是对心学派有很大的危害么？

那倒不是。本质上来说，高务实在里提到的一些改制办法都是在自折羽翼，颇有一点割肉饲虎的意味，心学派方面反而没有多少损失——毕竟物流这一块原本就是京华系的强项，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在这个行当里涉足得很少。

心学派的金主主要是做什么的？田地、蚕桑、纺织、淮盐、海贸等等，其中与京华形成比较强烈对抗的方面其实只有海贸。

但理论上来讲，海贸这一块所谓的与京华对抗，不如说是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基本上还是公平竞争——因为京华并没有恃强凌弱，仗着海上强大的武装实力不准江南海商去哪里哪里行商。

京华了不起也只是收了个保护费，并且这保护费也不是强行收的，你不交也行，只是在外海没有京华舰队的同行，也不准挂京华的书剑旗——那意味着遇到海盗你就自求多福了，所以实际上江南海商们绝大多数愿意交这笔钱。

但为何江南海商们还是把京华看做大敌呢？因为确实竞争不过。

首先，京华从造船水平到贸易规模，全方位碾压了江南海商；其次，在货物本身方面，京华很是拥有一批垄断性的商品不说，其在江南购货进行“外贸出口”的能力也不比江南海商差——因为京华一来物流占优，可以自己去运货，二来市场规模更大，销量方面更有保障。

换了你是一位大丝绸商人或者棉布商人，你也肯定乐意把货物给京华啊，省时省力不说，利润来得几乎是坐享其成。

既然如此，为何申时行还是要反对呢？原因有二。

其一，京华自废武功，往自家物流能力上砍一刀，这事在申时行看来必然有诈。或者不说有诈吧，那至少是一定有其他后手。

什么后手？申时行左思右想，认为高务实不会真的一刀把自家物流砍废，因为京华的物流不是它京华独门独户做起来的，为京华“打下手”的人非常多，这些人的利益高务实不可能不管不顾。

那么，丢掉“革新驿站”里头的那些买卖之后，这股力量要怎么用起来？无非是继续扩大海贸，把这股物流力量加强到在江南地区收购各种货物之上。

这就要了命了，意味着江南财阀们的本地供应链都会受到京华系的强势挤压，双方可能在江南货物供应上打一场大决战。

京华的实力如何？反正申时行绝对不会小看半分，他宁可选择从朝廷层面狙击，也不愿意看到京华在表面上的自废武功之下，却去心学派的江南老巢搅风搅雨。

因此申时行不得不开口了。

只见申元辅哈哈一笑，摆手道：“大司徒说‘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诚哉斯言。不过大司徒近来诸事繁忙，恐怕还不知道锦衣卫日前刚从察哈尔传来的一个消息——这次的时机，怕是真的只好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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