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思一直是胡佑民心中的痛，对于将第一次给自己的女人，做为男人，是最难以忘怀的。

给她打过无数的电话，她就是不接。后来他用别人的手机打她的电话，接通后一听是他的声音，立马挂掉，女人心，海底针啊。

去她单位找过她几次，她总是避而不见。既然她决心和自己不再有瓜葛，就只能在心里祝福她了。

可那晚的情形，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反而越来越清晰。男人也是贱，上杆子追自己时，唯恐避之不及，一旦真的不理他了，心里又放不下了。

发现心中有这个想法时，连他自己都有些惊恐。他不断反问自己，我也变坏了吗？他不敢想下去了。

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他不停地给自己找些事来做，让自己整天处在忙碌中，不留一点空闲的时间。

但公司现在要自己操心的事不多，每天上班后到每层楼去看一下，一切井然有序，后来也懒得去看了，省得打扰员工做事。

和韩国合资的湘南佑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投产了，应白沙市政-府的要求，还搞了个开工仪式。

因为国内生产移动存贮设备的公司不多，技术水平也不高。所以产品供不应求，生意红火得很。

这让韩方格外兴奋，要立马追加投资，开始第二期投资。胡佑民本想稳定一下再说，拗不过韩方的请求，同意开发第二期。

随着佑民集团的发展壮大，政治荣誉也随之而来。十月份被推选为白沙市工商联副会长。

不久又当选为花雨区党代表，随后又当选当选白沙市政协委员，白沙市人大代表。

对这些耀眼的光环，胡佑民开始有些惶恐不安，但分析国内外大量的事例后，开始坦然处之，并热心政治上的进步。

“经商要讲政治”,这是不少成功商人的心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个火柴商,利用各国人民普遍仇视法西斯强盗的情绪,生产出一种画有希特勒头像的火柴,顾客使用一次,等于火烧这个暴君一次,结果大受欢迎,畅销不衰。

一位企业家到在华投资办厂的某日商那里取经，那日商说道，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只不过是把贵国政-府不同时期颁布出台的有关政策、法规、条令、告示等视为生财信息，加以重视研究和利用罢了。

一位美商表示：“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巨大的机遇。但是如果想要利用这些机遇的话，你不仅需要了解市场动态，还要深刻理解在中国经商的独特文化和政治维度因素，可以从我们建立的伙伴关系以及业务结构中看出这一点。”

政治需要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不可能让搞政治的人只替你吆嗬不吃饭不享受），反过来，经济需要政治来制定商业规则（为了赚取更多的money支持政治)，保证其正常运转。

商人除了对市场需求的了解之外，还需要掌握包括劳务、技术、制度等相关资源的信息或知识。

一个商人或者企业家要想从竞争中胜出，往往是因为其对于这些信息或知识的掌握更胜一筹。

优秀的商人或企业家，通常是因为其掌握了某种能够带来市场机会的独一无二的信息或知识。

商人对于政治的兴趣并不是哪个个体的特殊癖好，而是根植于商业活动本身，根植于其自身利益。

自古以来，商人就表现得比其他平民阶层更多的政治兴趣，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世纪的城市国家，根本就是商人国家，即使在君主统治之下，西方的商团也长期力图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在商业不受重视或者受到压抑的古代农业中国，商人阶层的这一特性也不时展现出来，无论是以弦高犒军的方式，还是以吕不韦入相的经历，都是如此。

商人阶层对政治的天然关切，当然会遭致统治阶层的警惕和防范。尤其是在古代中国，大一统帝国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常常采取所谓“重本抑末”的政策，对商人阶层加以歧视和打压。

中国商人要么通过利益交换官商勾结，既为自保，更为共同牟取更大利益；要么采取远离政治的自保策略，“在商言商”。

当然，官商勾结本身也存在着风险，曾经为人艳羡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最终也落得了个抄家的命运。

但无论勾结也好，自保也罢，其实都是特定制度环境扭曲下的无奈之举，是商人阶层无法获取整体性影响力的前提下，个体依据自身情况而作出的选择。

偌大一个中国市场，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所有的人都以黑皮为荣，连那些跑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外资企业，都很快学会了暗箱操作、行贿受贿。

思科似乎就是靠着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才赚得盆满钵满，雅虎为了在中国的利益竟然可以出卖客户资料。

能过这些事例，胡佑民得出一个结论：要理解政治，借助政治，但绝不参与政治，更不能干预政治。这是红线，不能越雷池半步。

他对官场中人，不再抵触，而是有分寸、有原则地同他们交往，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艺术性地妥协。

为人比以前更低调，但对公益事业却热心了很多。他的谦和、内敛，讲政治，听招呼，赢得了湘南官场的认可和赞赏。

政治上的成长，让胡佑民的思维和眼界开阔了很多，以前一些隐隐约约的东西，开始清晰起来，他带领佑民集团，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