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镛去世以后，刘安江的经商之道，相比父亲刘镛眼界更为远阔。他不仅继承了其父在南浔的生丝出口贸易和淮扬的盐业，而且在上海涉足房地产生意，先后买下了上海市区和租界多个黄金地段的房产和土地，用以出租生利。后来，刘锦藻又进一步把家族的事业从江浙地区推向全国，在武汉、长沙、杭州、南通和南京等地投资船运、电力、铁路和茶业等实业；在通州大面积购买河口海边滩涂，围海造田，建立垦牧公司；与张謇合办上海大达轮埠公司；在武汉投资兴建了汉口水电厂等。

同时，1901年，因为捐资给清政府以赈陕西灾荒而被朝廷加封为五品京堂候补。同年写成《清续文献通考》400卷进呈，赏内阁侍读学士衔。但他始终不忘公益事业。

湖州购地之事，谈判没有结果，湖绅们又聚集在一起商议：

刘安江道：谈判无果，只有走法律之道。

湖绅们纷纷赞成，决计将南监理会和韩明德告上领事法庭。

他们公举沈瑞琳、俞恒农、沈谱琴和周廷华四人为全权代表出庭起诉，聘请古柏（White Cooper）为代理律师，并于1906年2月19日正式向杭州领事法庭提交诉状。

诉状中指出：原告四人是湖州士绅正式授权的代表，按照中国法律和传统，士绅有责任也有权利去保卫贡院、校场、庙宇、圣庙等周边的财产和土地；湖州之尊经阁、颜鲁公祠、曹孝子庙、敬一亭和绎志亭等建筑全部位于本案所涉之土地中。

湖绅的诉讼策略是以许鼎霖合同为基础进行争取。他们指出：潘慎文及律师佑尼干作为全权谈判代表，已经在合同上签字承诺退还土地；但韩明德拒不履行合同，构成了违约，给原告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许鼎霖合同，退还土地和先前支付的1000两上海规元，并且偿付原告1000元的损害赔偿金。

韩明德在答辩状中称：被告方获取上述土地，完全是合法的、符合中美条约的，其在湖州购地的所有过程，包括从向县令表达购买意向，协商购地事宜，发布通告，到最后获得土地，并且改善、整修土地，在边界构筑环墙，湖绅们都是知晓的，但原告从未提出过任何抗议。

韩明德进一步指称：湖绅们直到此时才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故意在给教会找麻烦。就是要妨碍和打断南监理会在湖州的建设进度，这给被告方造成的损失至少达5000元。

韩明德又道：我本人和毕立文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字，因此该合同对其并无约束力。

1906年3月15日，美国驻杭州领事云飞得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他基本采纳了韩明德关于购地和合同效力的说法，同时指出原告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前述争议土地是文庙之产业。

据此，云飞得判定：根据中美两国的正式条约，南监理会，和美国的其他差会一样，有权在湖州城永久性租房买地，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当他们正确地完成了购地程序，获得了土地，即有权获得该土地之完全之支配，排除任何性质之干扰和妨害。

这一判决完全驳回了湖绅之诉求，一切交涉又回到了起点。浙江省官员和湖州绅民都认为云飞得不实地考察丈量，只听韩明德一面之词，一意偏袒。随后，湖绅再次聘请律师担文（Drummond）等三人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提出上诉。而韩明德胜诉之后，在土地上加紧施工，湖州民众益加不满。3月23日左右，湖绅呼吁举行一场大型集会，抗议杭领之审判结果，舆情愈发紧张。

柔克义收到上诉后，以其无审判权为由婉拒了该上诉。不过他特地向原告律师强调，此案早已离开合同之范围，进入法律领域，在调停书中他称：“本署以驻杭美领事之判断合乎法例，自应承认。当时原告既与被告涉讼，亦应遵照。本署业将当日审问时各见证人供词详细察核…”，这表明即便他再次开庭，其审判结果可能也是一样。然而他也深知，如果此事久拖不决，教会分毫不让，民众对教会的愤怒日积月累，湖绅们的和平集会，可能就会以杀教士、毁教堂的惨案收场---这在晚清本是屡见不鲜的。在原被告双方的委托下，柔克义表示他将“秉公调停，两不偏袒”。柔也通过外务部要求浙江官员安抚湖州民众，“勿过于激切致有暴动”，另一方面也力劝韩明德暂时停工，局势暂时缓和。

1907年3月29日，柔克义做出裁决，要求教会退还圣庙东西两旁之土地共计8亩左右，退还许鼎霖合同时交付的1000两规元，但在圣庙之西应当保留一条二十英寸宽的公路，使教会能从其东南门，直通府学前面之官道。柔克义误以为韩明德所占之地只在围墙以外，故只是将圣庙两旁之地归还，其本人也未亲自履勘，仅派使馆副翻译前往湖州了解情况。对湖绅而言，这一结果比许鼎霖合同还不如，更难以承认。裁决出台后，韩明德即在圣庙之西兴工筑路，愈动公愤。

1907年4月，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召开，南监理会会督韦理生（A.W.Wilson）也前往出席。湖绅抓住机会，请张增熙为代表赴上海向南监理会高层详细陈述此案。随后韦理生派蓝华德为全权代表，与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同赴湖州与士绅进行谈判。蓝柏二人与湖绅代表亲赴海岛地界履堪、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