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李治的头七这一日，朝廷举行了隆重的祭礼正式为皇帝发丧，昭告天下。［同时，新君李显在李治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谥李治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
在这个重大的新君继位典礼上，裴炎当着满朝文武与皇族的面，宣读了先帝留下的遗旨。
薛绍和满朝文武一样，跪伏于先帝的灵柩之前，听裴炎宣读了这一份先帝遗旨。
其实遗旨和那几句遗言的意思差不太多。只不过相比于李治临终时的“口头”嘱咐，先帝遗旨当然更加的正式、严肃和重要，这是普天之下最为神圣、最不容更改与亵渎的命令，高于一切法律和规则。它使得新君李显的继位名正言顺，也使得裴炎这位顾命大臣、薛绍这位大唐新军帅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最权威的保障。
遗旨当然少不得提到了武则天，表面上听来，算是基本明确了武则天的职权范围――皇帝如果有重大的军国之事委决不下，可请动天后出谋划策或是出面决断。
薛绍细细一揣摩，这份遗诏的内容还是和李治的遗言相差不多，只不过遗诏是硬性规定了武则天不得直接执政，只有针对皇帝“决定不下”的军国“大事”才能干预。
换句话说，如果皇帝事事都能自己决断，把国家治理得相当的漂亮，那武则天就可以彻底的退出大唐的朝堂了。
这一下不光是薛绍，满朝文武都感觉出来了，先帝的遗诏当中仍然是流露出了对天后的既信任、又不信任。
如果不信任天后，先帝李治大可不必在遗诏当中规定天后针对军国大事的“最高参谋权”。新君李显是个什么货色，先帝李治对自己的儿子自己心里清楚，他就是怕李显接管不好这座江山，于是仍然让她的母亲在身后随时准备“擦屁股”。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夫妻，李治对武则天的能力还是相当认可的。
但如果先帝李治真的是完全信任天后，就会直接给她“参政议政”之权，而不是强行规定，只有在新君李显“搞不定”的时候让她出面收拾一下残局。
薛绍心想，面对这份遗诏武则天的心里肯定是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李治总算顾念了一点夫妻情份，没有把她用完了就一脚踢掉；郁闷的是……李治只许她专业擦屁股，平常没事别瞎掺合！
这换作是任何人，心里都得是五味杂陈。
新君李显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尊他母亲为“太后”，从此满朝文武都得改口不再称“天后”而是太后了。第二件事情，李显策立了原太子妃韦香儿为皇后。
这些都是正常的程序，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感觉奇怪。
可是李显登基后干的第三件事情，可就让很多人感觉到惊奇了――他在先帝李治的灵柩前宣布，由于父皇新丧他的内心无比悲痛，暂时无法亲自打理朝政。再加上故老的习俗，父亲死后儿子要为父守孝三年（帝王是以一天算作一个月），那么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新君李显仍要为先帝服丧守孝，不问其他。
所以这段时间以内的国政，仍然请侍中裴炎辅佐太后一同，代为处理！
李显把这事儿一宣布，当场很多大臣目瞪口呆，话都说不出来了！
表面看来，李显这是以“孝”为先，大唐本来就是以孝治国，他这位新皇帝以身作责并不算错。但是现在面临君权更迭的关键时期，他这位新君在朝堂之上本来就没什么根基，怎么还能空出权力、任由天后与裴炎继续折腾这个新朝堂呢？
但是，尽管很多人反对李显的这一决定，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说一声反对。
否则就是阻止皇帝为先帝尽孝，是为大逆不道！
再有精明之人细下一琢磨，仿佛是想出了一些端倪――新君固然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亲政执掌权柄，但他肯定是在私下里背负了很大的压力，才不得不做出“服丧让权”的妥协。
这个压力，当然只可能来自于天后与裴炎。这些日子以来他二人都在拼命的揽权，可是短短的七天哪里够用？于是“新君为先帝服丧”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借口。面对“孝”这样的一个重大课题，李显这样一个没什么底气和主见的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
薛绍对于这些事情都在预料之中，没什么好惊奇的。因为他每天都在贞观殿里看着李显什么事情也不干（或者说他想干也干不了），就知道在李治的灵柩前哭泣烧纸钱。与此同时，武则天和裴炎可是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太需要时间了。
也就是说，今天这一出为先帝发丧、请新君登基的典礼虽然进行得非常的隆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朝堂格局。新君李显还得像之前的七天那样，每天跪到李治的灵前去哭泣烧纸钱，天后与裴炎仍旧把持朝政，并且有了更加充裕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洛水大营里的二十万大军仍然镇戍东都京畿一带，严加防范；程务挺和武攸归所干的事情，也和前几天没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薛绍从贞观殿里搬出来了，带着太平公主和兄嫂、弟媳及库狄氏一家人，一同住到了临时太平公主府里。
因为新君已经登基了，这大唐的后宫里已经不方便再让任何男人住下去了。李显和韦香儿倒是胜意拳拳的执意相留，但薛绍固辞不受，坚持搬出了宫去。
为此李显还有些生气，当面说薛绍只受天后人情，不理朕的好意。薛绍跟他解释说，此一时彼一时，当时臣刚刚遇刺曾一度晕厥，再加上宫外有些危险，天后才临时收我一家人进宫来暂住几日。如今臣的身体已经好多了，身边也有了人手保护，更重要的是――从来就没有皇帝留请哪个臣工夜宿后宫的先例，这可是“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