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过吗？省里那么多领导为我送行，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不敢敷衍塞责，只能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一步一步了解情况，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我说。

“你再说第二个问题，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吧。”县长马志说。

我说：“矿业公司就像一头正至盛年的猪，膘肥体壮，被人卖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贵。第一次，由月光县政府卖给了能利投资公司，评估价25.88亿元，实际成交价18.88亿元。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你脑瓜比我好使，数字记得准。”马县长说。

“县长办公会，县委常委会都是你主持的，你应该记得为什么少卖7亿元吧？”

“当然记得，我还记得在民主生活会上，我还专门谈过呢。”马县长说。

马县长说：“当初收购方，能利投资公司承诺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我主持县长办公会和县委常委会决定，在评估价的基础上，少收了7亿元。因为能利投资公司说，扩大再生产增加的税收远远多于7个亿，他们要用钱扩大再生产，可以用增加的税收来弥补少收的7亿元。”

马县长说：“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上当受骗了，能利投资公司没有继续投钱，而是把矿业公司卖了。关于这件事，我当时是代理县委书记、县长，我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说实在话，让一个更有实力的公司来接手，投入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壮大矿业公司，增加职工就业，增加税收，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你拍板少卖了7亿元，也不是不妥，也可以放到桌面上光明正大来说。”我说。

“可是，可是，接手的能利投资公司根本不是想发展壮大矿业公司，而是只想着怎么坑国家，最终祸害百姓，从中转手获利，获暴利啊。”我说。

“其实，我在第一个问题里，已经说到了。假若当初我们把工作做细些，做扎实些，做谨慎些，做把握些，多找一些评估公司，多对能利投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了，不会这么‘受伤’了，不会上当受骗了。”我说。

“是啊，是啊，这是给我的一个教训啊。教训极其深刻，沉痛，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啊。”马县长说。

我说：“以后的事，就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了。第二次，能利投资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云彩运集团公司，评估价51.55亿元，成交价51亿元。对比第一次，你有什么想法？”

“悔不当初，五味杂陈啊。”马县长说。

我说：“更让人一言难尽的是第三次，云彩运集团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央企纵捭集团，评估价126.66亿元，成交价126亿元。对比我们第一次卖的18.88亿元，我们连人家的零头都算不上啊。”

我说：“也就是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经过三家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矿业公司的资产价格一次比一次高，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央企成了最后的‘接盘侠’。”

我说：“因为纵捭集团是上市公司，收购矿业公司需要公告，需要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幕后操作难度加大，反对声一直不断。纵捭集团毕竟是大股东，虽然收购被通过，但也成为纵捭集团老总被‘双规’的导火索。”

我说：“纵捭集团老总被‘双规’后，矿业公司就无人管理，就成了一个乱摊子，导致公司停工，矿工下岗。用省委书记上官云飞同志的话说，‘职工无事干，工资无着落，职工情绪正处于爆发的前夜，情况十分不妙，也可以说是十分危险。’”

“上官书记也知道这件啊？”马县长问。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稍有风吹草动，就可以传遍四方。何况这么大的事，上官书记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上官书记是什么想法呢？”马县长问。

“上官书记的意思是，从最开始查起，从第一次买卖开始查起，第一次交易毕竟是从月光县开始的，县里毕竟是研究同意并签字的。”我说。

“上官书记说，要具体查，比如说怎么评估？怎么定价？怎么决策？怎么交易？县里查不了的，交市里，市里查不了的，交省里。省里查不了的，报中央。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我说。

我看见马县长直愣愣望着我，脸上掠过一丝惊恐的神色，随后很快恢复了平静。

“上官书记说的好，决心很大。是应该好好查查，决不能不了了之。”马县长说。

我说：“这就说到第三个问题了，对石远方过不去的问题。我首先要跟你说明我的一个观点，不管你认同不认同我的观点，我都要跟你说出来。那就是，不是我们跟石远方过不去，而是石远方跟我们过不去。”

我说：“矿业公司这么卖来卖去，十分诡谲，十分邪乎，十分玄乎，让人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

我说：“不瞒你说，我很希望能把里面的事情弄清楚，我很希望把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绳之以法，我很希望能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说：“我很希望弄清真相后，把这一切坦诚地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应该伸张正义，为人民、为国家赢得尊严。”

我说：“我说的这些，你可能听不进去。但找到石远方，设法弄清最初的源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