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不是说了吗？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卢市长说。

“我们一起有说有笑的，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休息完后，再接着走路。我们就这样一起走到县城，走到了长途汽车站。”卢市长说。

“长途汽车是第二天早晨开，我跟兰花就在候车室里呆了一晚上。早上，我对兰花说，你早点回去吧，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去了。我话还没说完，兰花就哭起来了。”卢市长说。

“我们把行李放到长途汽车上，车还没开，我从车里下来。对兰花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报到了。兰花什么都没有说，就当着很多人的面，无所顾忌地抱着我哭。”卢市长说。

“车开了，我看见兰花还在哭。我鼻子发酸，也忍不住流泪了。我们就这样互相挥泪告别。”卢市长说。

“还是自然流露的感情，真情感人啊。”沈主任说。

“从不到7岁开始，我们六年小学同桌，初中三年同桌，高中三年一个班，整整十二年，我们从来都在一起，从未分开过，这一次是真的分开了。所以，我们都很伤心。”卢市长说。

“后来怎么样？”沈主任问。

“我跟兰花虽然不在一个大学，但好歹在一个城市。我按照出发前的约定，到车站接到了兰花，跟她拿着行李，转了几道车，又走了两公里多路，把她送到了大学。我跟她报了到，到了她的宿舍，跟她一起放好行李，把床铺好后，才离开。”卢市长说。

“兰花送我出来，我们互相勉励说，好好勤工俭学，争取不让家里负担，好好把大学读完，再找份好工作，不再过穷日子，苦日子。”卢市长说。

“你勤工俭学怎么样？能挣到上大学的钱吗？”沈主任问。

“我先申请了困难补助，又到学校勤工俭学办公室报了名，有事请他们通知我做。我也学着其他同学的样子，佩戴着校徽，拿着学生证和一块写着家教的板子在人流多的地方摆地摊。”卢市长说。

“这活我也干过，有人找你家教吗？”沈主任问。

“我所在的大学，虽然没有清华、北大那么有名气，但也是国家一流的大学，也是这个省最好的大学。地摊摆到第三天的时候，有个小孩家长聘请了我。”卢市长说。

“这是我的第一份家教工作，我很负责，很认真。我教的是个小学三年的小男孩，小名叫考考，很调皮，学习成绩很差，又不用心学，他的父母很头疼。小孩的家庭条件很好，他的父母望子成龙，跟我开出了很优惠的条件。”卢市长说。

“什么条件啊？”沈主任问。

“以二年级的全班成绩排名为标准，语文数学分开计算。除了按照大学生家教的平均标准支付家教费外，每前进一个名次就奖励50元钱。别看现在50元钱分量很轻，可我们那个时候的50元，是一笔很大的钱。”卢市长说。

“我没有精确算过，当然也算不清楚。给我的感觉，那时候的50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到5000元。”沈主任说。

我，纵捭集团生产经营部部长、矿业公司工作组副组长洪旺盛、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熊运弢、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志、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谭新标都赞同沈主任的说法。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兰花，后来教过很多同学答题，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我不仅教这个小孩学习，还带他一起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有意无意就引导到学习上来，以提高他学习的兴趣，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教于乐。”卢市长说。

“我不仅教这个小孩，还做校勤工俭学办公室推荐的事，还在外面发各种宣传资料。总之是，只要能赚钱，什么事都干。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天生的就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或者说，祖祖辈辈一直习惯了脏、累、苦。”卢市长说。

“三年级上学期下来，我教的这个孩子语文由班上倒数第一名，进到了倒数第九名，数学由倒数第一名进到了倒数第十名。除了正常的家教费外，语文进了八个名次，奖励了400元。数学进了九个名次，奖励了450元。”卢市长说。

“开家长会时，学校老师还专门表扬了我教的小孩，顺便还表扬了小孩的家长。原来开家长会总是挨批评的家长，这次也是抱着挨批评的心态去的。第一次突然得到了表扬，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他们一高兴，又奖励了我150元钱，一共奖励了我1000元。”卢市长说。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啊。”沈主任说。

“是啊，这是我第一次挣这么多钱。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我高高兴兴坐了四道车，辗转三个多小时，到了兰花的学校，跟兰花讲了这件事，给了兰花500元，让她留400元用，寄100元给家里。为了跟兰花保持平衡，我也给家里寄了100元。”卢市长说。

“一个大学生，不仅不要家里给钱，还要给家里寄钱，不简单啊。我上大学的钱，都还是我们家里给的。”沈主任说。

“人跟人不一样，命运跟命运不一样啊。你是城里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是山里穷苦人家的孩子啊。”卢市长说。

“兰花的勤工俭学怎么样？她能挣够上大学的费用吗？”沈主任问。

“兰花主要是去大学附近的餐馆当服务员，平时是钟点工，周末就做全工。学校也有困难补助，生活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她是女孩子，买新衣服、化妆品之类的开销还不够。通俗的说法是，基本温饱问题能解决，但往上走就很难了。”卢市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