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叫的太多了。”
“不是你要我这么叫的吗？”
“可以简称啊。”
“怎么简称啊？”我问。
“就叫应老师好了。”
“还是叫小丫头顺口。”
“跟您提了批评意见，您怎么就是不虚心接受呢？您这么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的表现啊。”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小丫头，不，应老师。”
“能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好领导。我问您，他们真能把八句诗修改润色后，书写出来吗？”
“当然啊，我还要写小序呢。”
“他们能送我一份吗？”应老师问。
“当然。”
“我担心他们说话不算数啊。”
“怎么会不算数呢？”
“他们不送我怎么办？”
“把我的给你啊。”
“这还像个县委书记的样子。”应老师说。
“谢谢表扬。”
“我问您，您为什么刚开始不同意跟我一起唱歌呢？”
“不是唱了吗？”
“那是后来。”
“反正唱了啊。”
“您是不是觉得我歌唱得不好，配不上您的歌喉啊？”应老师问。
“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啊，谁不知道你歌唱得好啊。”
“那您是不是觉得我地位低下，不配跟您一起唱歌啊？”
“你怎么越问越没有水平啊，你地位低下什么？你地位低下，怎么我点名请你当评委？地位低下怎么能跟央企领导、市长打分？”我说。
“你地位低下，怎么是网络名人？怎么是新凌河大桥的形象代言人？”我说。
“那您是不是觉得我长得不好看，不配跟您一起唱歌啊？”
“你拿个镜子照一照啊，看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啊。”
“我照了，我觉得好像不难看啊。”
“那看跟谁比。”
“什么意思？”应老师问。
“如果跟猪八戒比，你当然不难看啊。”
“我又对您有意见了，您一个县委书记，怎么能这么贬低群众，贬低老百姓呢？”
“好吧，我虚心接受。跟东施比，你当然不难看啊。”
“反正在您眼里，我总是一个不好看的小丫头。”
“我的眼长在我眼眶里，怎么看是我的事。”
“您知道吗，我第一次跟您对唱，心情非常激动。能跟我的救命恩人一起唱歌，是我最大的幸福啊。”
“你接着吹啊，还什么是最大的幸福？”
“本来是这样啊，我没有吹啊。”
“我记得跟你说过多次，你怎么就一点不长记性呢？”
“怎么不长记性？我告诉您，我记性好的很。我能熟练地学习和运用英语，就是记性好的结果。”应老师说。
“你不是我救的，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我也没那个能力救你。我不是跟你说过多次吗？你怎么还是记不住呢？”
“您怎么总是让我对您有意见呢？所有的人，包括我父母都明白，如果不是您，我早就不在人间了。您说，您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谁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的救命恩人，应该是许许多多的救援人员，包括医务人员，包括一线、二线的所有的救援人员。说大一点，就是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我说。
“我当然会常常怀着感恩的心活着，不过，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您纵身一跃，拉住我，我早就没命了。”
“那也会有人施救你的啊。”
“即便有人救我，哪有像救您那样的力度啊？没有像救您一样的力度，我能活到今天吗？再说了，如果不是您紧紧抱着那颗树，我们两人说不定都活不成了。所以，我很感谢您。”
“你怎么不感谢你自己啊？”我问。
“凭什么要感谢我自己啊？”
“如果你不死死抱住一个人的腰，你能活下来吗？所以，你要感谢你自己，能牢牢地抓住一棵救命稻草。”
“那不是一棵救命的稻草，那是一棵树，一棵牢牢地扎根大地的、坚强的大树。幸亏这个大树，我活了下来。”
“管它是救命稻草还是救命的大树，只要抓住就好，抓住就有一线生机。我这不是针对单个的被洪水卷走的事说的，不是夸你，也不是夸我。我这应该是对我们彼此的人生说的。”
“所以啊，我要谢谢您。”
“你不要把救人当包袱，当成沉重的负担。你应该好好活着，轻松自在地活着，幸福地活着。”
“谢谢书记。”
“不用那么客气。”
“书记能否告诉我？什么叫幸福地活着呢？”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对你幸福的活着的理解是，做人友，做人妻，做人母，做人祖母，平安祥和地活着，一直活到你身上所有的零部件，都自然地停止了工作为止。”我说。
“我记得有句歌词，叫做‘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人，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说。
“谢谢！您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
“知道啊。”
“说说看。”
“这么简单，还要说啊？”
“有时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您说吧。”
“《最浪漫的事》。”
“谁唱出名的呢？”
“台湾歌手赵咏华，因她的精彩演唱曾经风靡一时。”
“您知道是说作词？谁作曲的吗？”
“我记不得了。”
“您也有记不得的时候啊？我还以为您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呢？”
“你别损我了。”
“我告诉您，《最浪漫的事》是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的。”
“还是你脑子好使啊。”我说。
“我还有话要问您。”
“你问吧。”
“您被洪水卷走后，为什么翁书记要发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动用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救您呢？”应老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