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信推广白话文，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让民间配合政府，一起打破文言文的束缚，解放读书人对知识的垄断权。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

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封建时代的大中华文化圈，讲究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可不是后世那加了标点符号后，改变意思的小手段所改变的。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盛了起来。

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但是，这些都是不成系统的，在封建统治上层阶层中，文言文就是他们赖以统治的手段，是不能动的高压线。

陈信想要做的，就是在政府发动行政力量推广白话文的同时，尽量的想办法，让民间也自发的改变这种文化垄断。

这和后世的白话文运动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陈信到来的那个的时间线上的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文;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

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

这些事情，虽然并没有被包含在白话文运动之中，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先驱的努力，才让白话文慢慢被接受，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

后来的白话文运动虽然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同业也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

由于新文化运动提倡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了后来对国学的忽视，国学开始衰落。

乃至后来西方文化侵蚀下，堂堂大中华文化圈居然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

东亚原本中华文化圈的辐射国家，不断的废除中文，让中国被孤立了起来。

就连后世的文化界也成为了敌人的阵地，大批的公知、美分成为了敌人侵蚀中华的急先锋。

来自后世新中国崛起时期的陈信自然不会去全盘推翻中华文化。

而且，此时的中华，还没有经过后世百年屈辱，国民的精气神都还处在巅峰时期，也就是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真正强者时代。

哪怕陈信想要彻底砸倒所谓的“孔家店”，那也是无法实现的。

恐怕一旦陈信这么做了，在现在这整个中华文化圈，他瞬间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除了虎贲之外，就不会有人愿意跟随他了。

所以，陈信就不能搞的像新文化运动那样的激进。

以歌曲还有政府鼓励的形式，诱惑民间自发的形成说白话文，写白话文的习惯，打破儒家对知识的垄断，就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所以，陈信对传唱的歌曲也做出了一定的要求，一定要是白话文，并且，越直白越好，最好是表达积极向上的情绪的歌曲。

现在，已经有了一批民间作曲家，在按照陈信的要求，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相信不久的将来，白话文歌曲，将会成为华夏联合王国一道独有的特色，并且，随着国力的强盛，慢慢辐射影响到这个时代的周边所有国家。

以白话文为基础的“国语”也将会成为国际通用语。

陈信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