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县衙，李澈唤来了韩浩与叶蛰，询问起邯郸的人口和土地。

叶蛰从袖中掏出竹简，一板一眼的答道：“回禀县君，经过初步的勘察，县中如今共有民九千三百户，约五万口，各类田地共七十万亩。”

李澈诧异道：“人口竟已不足万户？”

人口万户是个分水岭，大于万户的县是大县，置千石县令；小于万户的则是小县，置三百石或四百石的县长。

若是承平之时，勘验人口，李澈头上的冠梁马上就得去掉一根。

叶蛰苦笑道：“这个……实际人口自然是不止的。”

“本侯不是让你们把那些奴契全部撕毁吗？”从邯郸氏等大族手中换来的奴契被李澈下令划归为民，只是这些人连续三年的田租会变成五税一。

看似是重税，实则脱离奴隶身份后直接缴税给官府，这些百姓的收入还要高不少。

“有很多百姓……并不想去除奴籍。”

李澈一怔，旋即眼睛眯起，淡淡的道：“背后有人推手？”

“不止如此，而是民籍除了身份之外，确实没有奴籍的日子好过。”

荒谬至极的话语，却让李澈无言以对。按照一般的历史划分，中国自秦朝以后便进入了封建社会，然而奴隶制度事实上还一直存在。

这些奴隶没有尊严、身份、自由，依附于主人家的存在，《汉律》：奴不可告主，主死后无继承人，方可复籍为庶人，其身份地位和财产基本无二。

虽说地位上较之先秦的奴隶要高上不少，但显然还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然而在王朝末年，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其生活竟然被普通庶民向往，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但也是大环境之下的必然，东汉后期连年的气候灾害，腐败的官僚政治，宦官与豪强家族的鱼肉乡里，皇帝贪图享乐而追加的税收等等，这种种重担已经将普通百姓压得喘不过气了。

如中平二年，方才平定黄巾之乱，正当是修养生息之时，汉灵帝刘宏竟然下旨要求天下人按照田亩，每亩地要交十钱税，来为他修建宫室。

这个数目看似不多，但以普通的自耕农家庭来说，一户五人，两名壮年男子，大约有七十亩到百亩的可耕之地，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这样的家庭，便需要交上去至少七百钱，而这相当于硬生生的为全家人增加了一年的算钱，在大乱之后，民生凋敝之时，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恐怖的负担。

再加上地方官员的传统艺能苛捐杂税，小自耕农纷纷被逼上了绝路，钱不够缴税，便只能拿地来抵押，失去地以后倒是不用交田租了，可人头税却没办法避免，总不能摘了自己的头。

无路可走之下，便纷纷卖身为奴，成为奴隶没了自由、身份、地位、尊严，什么都没有了，但至少能活下去，也不用再交各种苛捐杂税，主人家会把他们当牛马使唤，但至少还是有些烂草能吃。

“本侯不是说了，除了朝廷规定的田租与算钱，县衙不会收取任何其他杂项税收，你们没跟他们讲明白？”若非权限不够，李澈连算钱都不想收了。

王朝末年，物价暴涨，收算钱既是折腾民众，也是折腾官府。乱世养民最好的办法便是只收实物，留足口粮后收归官府，等到天下承平后再与民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