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皇商为东掳政权大量输送粮食、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资。

努尔哈赤也不亏待他们，把人参、鹿茸、兽皮等贵重物品交换给对方，让这帮唯利是图的奸商们高兴的不得了。

渐渐的，双方建立了很深厚的利益关系，重视间谍战的努尔哈赤就把双方贸易内容，从食品衣服扩大到情报。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

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东掳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东掳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东掳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

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

“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由此可见，东掳政权对晋商的重视程度有多高。

皇太极的战争机器所需的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来自“诚信”通天的晋商。

对双方而言，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

正是通过晋商，东掳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他们几十万人口。

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

而交易另一方的晋商集团，仅在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

这些功绩在东掳入关后，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被御赐了皇商地位。

得到东掳特殊照顾的晋商，垄断了华夏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

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

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

他们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

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他们在酿造叫卖。

晋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

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

着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都和他们有关。

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

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

如果说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一张张丑恶的卖国嘴脸。

正是八大皇商的推波助澜，才让东掳有了喘气的机会，也同时加速我大明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