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帐。

办完手续后离开旅馆。

我没有登记住宿，又怎能付帐离去？

我没有行李怎么住进来的？

预报暴风雪持续整夜。

整夜？

还是在这里呆下来吧。她把报纸扔进带花纹的金属废纸篓，然后到书桌那里打电话找服务员。

她要了豌豆汤和一杯热奶。

在等候食物送来的片刻，她要给威尔伯医生打电话。

太拖拉了，真是拖拉，那么久才跟大夫联系。

阿莉尔刚拿起受话器，要把威尔伯的电话号码告诉饭店接线员，但梳妆台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无法相信地瞧着那件东西，不由得急急挂断了电话。

放在梳妆台上的，赫然是那带拉锁的文件夹。

梳妆台上，还有一付露指的女用手套，还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电梯旁还在使用的红围巾。

她心惊胆战地朝梳妆台走去，拿起文件夹，打开拉锁。

里面正是她五天前在实验室一把抄起往里一扔的化学笔记。

梳妆台的一角，还有一样她原先没有注意的东西。

这是在费城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一套睡衣睡裤的收据。

这家商店，她去过好几次，离大森林饭店不近，但坐上地铁，简直是门对门那么近。

这套睡衣的价钱是6美元98美分。

难道这钱是从她钱夹中支付的？

睡衣！在哪儿呢？

抽屉里，壁橱里，都找不到。

她去浴室寻找。

起先找不着，后来发现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象一付有罪的样子。

睡衣睡裤已经起皱，被人穿过了。

是她穿着上床的？

睡衣裤浅黄浅绿条纹相间，花哨而鲜艳。

这不是她的风格。

她总是选择单一的颜色，一般是由浅蓝到深蓝。

而这套睡衣睡裤却是孩子们喜欢挑选的色调。

阿莉尔回到卧室，感到双腿无力。

发现梳妆台上的东西以后，她愈发懊恼。

带拉锁的文件夹似乎在瞪着她，红围巾威胁着她，连那付露指的手套似乎也指点着她，仿佛它们都有自己活动、自己运行的能力。

床头小柜上还有一件没有见过的东西：

一张黑白画，画着一个坐在悬崖上的孤独女子身影，面对着一座似乎要将她攫而啮之的森然大山。

这幅画曾印在大森林饭店提供的信笺上。

既然在这屋里，显然是作者留下的。

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

门上敲了一声，服务员把阿莉尔要的汤和奶用托盘放在桌上。

“今天晚上你不太饿嘛，”

瘦得皮包骨的服务员说道。

他好象拿她这次要的食物与以前要的作比较。

他的声调柔和，态度很体贴，似乎与她很熟。

但阿莉尔知道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

服务员离去了。

望着托盘上的食物，阿莉尔又感到一阵惊慌，但这与她在货栈区看到那些丑陋建筑时有所不同。

这个服务员、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务台女人、那套睡衣、绘着悬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画，这些都有着某种涵义，可怕的涵义。

她在货栈区感到惊慌是由于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

后来买了报纸，对发生的事有所了解，结果惊慌更甚。

现在明确无误地知道了，惊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拟。

那套睡衣、那张黑白画已经说明问题，无可置疑了。

阿莉尔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把汤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干燥的外套，带上围巾，戴好手套。

她把睡衣和收据塞进文件夹。

她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尽管她知道雪还在下着，火车也可能赶不上了，她还是必须赶回纽约。

如果她呆在这里，可能要出大事。

阿莉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知道，必须在她还是她自己本人的时候赶回纽约去。

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

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

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

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阿莉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

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阿莉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

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阿莉尔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阿莉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哈珀和亨莉埃塔）同住。

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对阿莉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

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

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

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

阿莉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阿莉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

那年8月，阿莉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

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阿莉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阿莉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

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阿莉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

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

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

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

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

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

可是，她在母亲甚至父亲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

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

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亲头上有花白头发。

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的代沟。

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阿莉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

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

“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

但当她陪着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

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亲就诊了。

由于母亲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阿莉尔始终在场。

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

“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阿莉尔小姐。”

阿莉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亲去化妆室了。

阿莉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亲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阿莉尔，直截了当地问道：

“阿莉尔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顿了顿又问：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

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又令人大惑不解。

霍尔医生怎么能猜出她的愿望呢？

他居然会本能地听到她紧闭心中的企求，简直不可思议。

人们早就称他是聪敏的医生、奥马哈市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