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张宝同 2016.7.4

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成千上万人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也有成千上万人外出求学。他们血管里流着蛮族人激动热情的血液。他们精力旺盛、血气方刚，背井离乡，追求理想。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阿伯拉尔没有接受父亲的教诲，不愿去跟父亲习武练剑，去做一名武士。所以，他放弃了继承父亲的头衔和财产。但他的血液里却是流淌着武士的血液和征战的热情，对知识的热切渴望让他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四处求学，遍访国内外的哲人与高师。他尤其热衷于辩论，只要听说哪里有学术辩论，他都会提前赶去，参与其中。

那是一个辩证法的时代，是一个经院哲学的时代，是一个书本至上的时代。这位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天才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拜师，然后超越，再往后便是蔑视和批判。他就是这种性格，不管作为学生，还是作为老师，他永远是立场鲜明、表达痛快淋漓，只要认定了目标，就投入全部的激情，不计后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激情与个性。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和学者，他们不知适度为何物，不知节制为何物。有什么观点和见解就大声地说出来，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要掷地有声地表达出来，从不虚与委蛇，装模作样。性格就是命运，阿伯拉尔的命运也是这样被决定了。

这年，他来到了巴黎，这里是辩证法最为推崇和发达的地方。其中商波的威廉是这个学科中最为杰出和享誉最高的学者，主持着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的授课。他的讲课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让勤奋好学的阿伯拉尔极为崇拜。他拜威廉老师为师，非常喜欢听他的讲课。可是，阿伯拉尔很快就发现老师的有些论点是错误的，而且不能自圆其说。

中世纪是个奇特的时代，最狂放的思想、最暴烈的生活方式、最高尚的灵魂，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杂糅在一起。在及其低下的生活水平上，却有着最形而上学的思辨。平均起来，中世纪的大部分经院哲学家的著述都远超现代的大学教授们，其中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辩给中世纪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阿伯拉尔对哲学和宗教研究抱有浓厚兴趣，为了解决一些困惑已久的问题，他四处寻访才学卓著的名师。1094年，十五岁的阿伯拉尔拜入当时的逻辑学大师、著名神学家洛色林门下。洛色林的看家学问是在共相问题上所持的极端唯名论。所谓“共相问题”，按照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描述，包含三个问题：第一，共相是实体还是仅仅是思想中的观念；第二，如果共相是实体，它们是有形还是无形；第三，共相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还是在可感事物之中。从公元六世纪起，基督教神学家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论。有人曾经感慨，学者们花在这些问题上的时间比凯撒征服世界的时间还多，花的钱比“克雷兹棺材”里的钱还多。后来学术们说，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了300多年。

在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同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般说来，实在论有利于教权至上主义和正统神学的统治，往往为教皇派所支持。而唯名论则往往得到世俗地主、王权派和市民等级的赞同。实在论往往以正统自居，把唯名论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天主教会和宗教裁判所以要用严酷的手段迫害唯名论者，禁止他们的思想宣传，烧毁他们的著作，将他们开除教门，甚至投人教会监狱或活活烧死。尽管正统教会如此镇压唯名论者，但由于它有强大的世俗地主阶级、王权派和市民等级作为后盾，因此唯名论的思潮并没有被扼杀，反而在中世纪后期更加繁荣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