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不光是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但是，纵观世界上也有一些长期被外国人侵占的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叛徒、内奸和伪军。而且是集团性的精神沉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一大片。仅在抗战期间就有国军将领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政客中的陈公博、周佛海、陈立夫、陈布雷、高宗武，文人中的胡适、陶希圣、梅思平、张君劢、罗君强等，他们都是当时精神意志上跪倒的典型。这也许会让许多的国人感到羞愧和不解。

导致那么多人投敌叛国，分析起来，原因确实非常地复杂，除过有国家观念淡薄、对抗战胜利悲观失望、国家长期不统一、政治力量派别林立、国民政府内部政见分歧，争权夺利（如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等诸多外部因素之外，还有许多个人因素，如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和缺少民族气节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自宋朝灭亡之后，中华精英文化遭致灭顶之灾，而元朝和清朝的统治，导致汉奸文化大行其道。最为典型的是洪承畴帮忙满清以汉制汉，溥仪在东北帮日本人建立满州国，汪精卫帮助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即使现在，有些人为了一点个人私利和得失，就要背叛祖国，成为变节分子和汉奸。如澳洲华裔教员吴维公开辱华，烧中国护照称做中国人是耻辱。还有那个入加拿大籍的记者平可夫，专门从事诋毁中国和出卖中国情报的勾当。中国能出这么多的叛徒和内奸，足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奴性思想的严重性和可悲之处。这实际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一种非常不自信的表现和反映。

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近来在恒河猴身上做了个实验，把一种叫作奴性基因的“D2”的基因注入在猴子身上，从而使得好斗的猴子变成了听话的奴隶，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科学家给它们指派的任务。参与实验的科学家同时指出：人类也拥有同样的基因！

实际上奴性人人有之，它并非只是贬义词。比如我们都希望别人顺从自己，都不喜欢别人与自己作对。而且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在鼓励着奴性，遏制着血性。老师和家长教育孩子要听话，对不听话的孩子进行打骂和训斥。在单位里，领导也是喜欢唯命是从和曲意逢迎的人，以致“要奴才，不要人才”的现象在许多单位是再平常不过的现实。特别是在军队里，更是长官意识，要有令则行，令行禁止。

说起奴性，我们都会嗤之以鼻，极其蔑视，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如此，见到领导就点头哈腰，听到不同意见就大为恼火？或是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就抛弃正义，丢掉良心。假若我们自己就在那群被俘的2000多人的国军队伍里，面对20多名押送我们到刑场的日本军人，我们会不会振臂一呼，号召大家与日本军人拼死一搏？

其实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印加帝国的大王带着7万大军，却被猪倌出身的西班牙远征军司令官皮萨罗带领的160名士兵杀得尸横遍野，而他自己也被西班牙人所俘虏。之后，还有十多万的印加军队因为没有被俘大王的命令，也不敢对西班牙人发起攻击，最后被西班牙人一点一点地消灭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印加大王的命令，没有命令，他们就无所适从了。

奴性是一种潜意识的不自觉行为，不光人类有，包括狼群和猴群等其它动物也都会有。因为它是维护一个群体的尊卑和秩序所必须的品行和习性。但是，我们通常把积极合理的奴性称之为理性，而把那些不顾个人尊严，卑贱的服从意识，奴颜婢膝的盲从，特别是为了享乐和保身而丧失气节和大义的奴性，要予以唾弃和憎恶；对那些投敌叛国，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汉奸和叛徒，要像以色列特工对待残余纳粹战犯那样，不管他跑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其致于死地。

我们应将那些有利于社会与文明的奴性转化为一种理性，而将那些我们嗤之以鼻和有失尊严的奴性自觉地消除。削除奴性需要制度建设，需要激励机制，需要血性和气节的张扬，需要我们对祖国文化和当今社会有足够的自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奴性一定会向理性逐渐地转变。那样，中华民族才会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