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穷人家的孩子，十六岁时被父亲家人看中，与我父亲定亲。当时，我爷爷是甘肃平凉市的税务局长，我父亲家是安徽宿县乡下的一个大户人家。因为未来的婆婆不喜欢我妈的一双大脚，就逼着我妈开始裹脚。当时我妈的年龄已经有点大了，裹脚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可是，为了迎合未来婆婆的心愿，我妈就硬是每天裹脚，把一双好好的脚裹成了小脚。结婚不久，国家就解放了，我父亲去了甘肃那边工作。我妈妈跟着婆婆在一起生活。可是，因为爷爷在平凉那边找了小老婆，而且整年都不回安徽老家，婆婆就非常生气，心情不好，就老是喜欢找我妈撒气。我妈脾气很倔，受不了婆婆的气，就独自一人千里迢迢地去甘肃找我父亲。那时几乎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主要是靠两腿走路。我妈不识字，又是一双小脚，从安徽宿县到甘肃武威数千公里，我妈硬是靠一双小脚走了两三个月，才到达了乌梢岭下的铁路工地。当时，铁路工人住在用铁皮木板搭的工棚，职工家属就没有地方住。于是，父亲和工友们在山坡边挖了一个洞穴，用一个破麻袋把洞口一挡，就住下了。就这样，我妈跟着我爸从宝兰铁路一直到了宝成铁路，直到六十年代初再到陕西蒲城和大荔交界的洛河边上修铁路大桥，我妈都是带着我哥我姐和我一起住在洞穴里。那时，夜间有狼群，经常有饿狼会从麻袋遮挡的洞口钻进洞子里，吓得我妈常常夜里不敢睡觉。

后来，我爸从铁路工地调到了西安车站工作。工程处不再给我们家供应粮食和物品。我们家断了粮食，我妈就背着妹妹带着我去农民的地里捞红薯，捡麦穗。那时正是六十年代的初期，因为天灾人祸，人们都吃不饱饭，所以，你就是有钱也不到粮食。我家常常是一块红薯煮上一大锅饭，稠一些给我哥吃，因为他已经上学了，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半稠半稀的给我和姐姐吃，剩下的稀汤我妈自己喝。在我爸到西安车站工作的第四个月，他在一天大雾的清晨擦道岔时，没有注意到一趟列车已经朝他开来，结果造成了工伤事故。几天之后，我妈带着四岁的我和两岁的妹妹赴西安奔丧。因渭河洪水泛滥，过不了河，被迫在河这边等了三天三夜，而我可怜的妹妹因为夜间突发高烧，无处医治，第二天夜间就死在了河边。

父亲死后，我们不能再住在铁路工地上了，唯一的退路就是回到安徽的宿县老家。老家虽然有许多的房子，还有大片大片的土地，仅一片梨园就差不多有足球场那么大。可是，我妈因为害怕和婆婆在一起生活，就死活不想回老家。当时，我爷爷已被政府关押，老家都是由婆婆在管事。就在我们家面临灭顶之灾和被迫回农村老家时，工程处的领导把我妈介绍给了我继父。继父是抗日英雄，右臂上还残留着日本人的一颗弹头，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他比我妈大将近8岁。我妈虽然没看上他，但为了不带我们回农村老家受苦受罪，还是决定嫁给了继父。从那时起，我们才从工地的洞穴里搬了出来，第一次住进了家属区的平房里。我们家的生活从此也开始有了一些起色。后来，我妈为继父又生了一男两女，靠着继父的五十元钱的工资和我们每月二十九元的抚恤金，把我们六个孩子养大成人。

母亲这一生吃过许多的苦，遭过许多的罪，她深知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所以，再过着现在这种不愁吃不愁穿，想吃啥做啥，想要啥买啥，冬天有火炉，夏天有空调的日子，就觉得这种日子就连过去的地主老财都享受不到。所以，她觉得每天都在享福，每天都在过年。

通过对比母亲的一生经历和母亲的生活感受，我这才意识到一个人对幸福的感受并不取决于生活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有经历过艰辛苦难的人才能体会到平和安稳生活的来自不易，只有经历过忍饥挨饿的人才会体味到食物的珍惜宝贵。不吃黄连不知蜜甜，不经严寒不知春暖。富人家天天吃肉都不稀罕，可是穷人家吃上一次饺子就跟过年一般。母亲的大半辈子都是在贫穷与艰辛中度过的，而孩子们几乎从小是在蜜罐里长大。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对幸福的衡量标准和价值观也不尽相同，所以，对当今生活的体味和感受也大不相同。比如不丹这个国家虽然比我国贫穷许多，可是，他们人民的幸福感却比我国高出许多。

为了让孩子们知道今天的生活来自不易，让孩子能珍惜当今的生活，我们常常给孩子讲过去的故事，希望他们不要一切朝钱看，不要比优越讲排场，不要盲目地追求物质享受。可是，孩子只是把这些故事当成了故事，甚至是当成了一种传说。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地无奈。因为孩子所经历的是国家改革开放和国家逐渐富裕的时期。就跟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一样，老一代的生活经历也无法成为下一代的人生感受。生活中本身就有许多的矛盾和无奈。我们既想让孩子们过着舒适安乐的生活，又想让他们具有和我们一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生活的味道是甜是淡，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品尝去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