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娅在次日中午醒来时觉得自己是做了个梦。她不曾在大半夜跑出旅馆，和两个陌生人在寒冷的风雨里坐了好长时间，只为了聊些稀奇古怪的事。她丝毫不觉得那一切是真实的，直到她看见窗外仍旧下着灰蒙蒙的细雨，而她那件大口袋外套正挂在窗前的椅背上。

昂蒂已经出门去吃饭了。詹妮娅在床上赖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没忍住跳下来，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翻了翻。她摸到了甩棍，还有一枚汽水的瓶盖，于是她知道昨夜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詹妮娅又躺回了床上，开始回想昨晚上她究竟听见了什么。她越是仔细琢磨，就越是觉得诧异。她都听到了些什么呢？大家族、强盗和招引死亡的人，听起来像是发生在中世纪的恐怖故事似的。剧作家害怕一个幻想出来的观众，这也非常的荒唐。他们昨夜讲的尽是些荒唐事，可她当时竟然没有质疑。她是被带进氛围里了，那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暴雨之夜。

想到赤拉滨也许是在耍她，这令詹妮娅感到有点懊恼。爱吹牛的成年男人会对年轻小姑娘说出任何东西，只要他能因此而得到崇拜。她母亲不止一次这样警告她了……但那还是有些东西不能解释的，她紧接着又对自己说。这两个看起来混不搭调的人确实在一起旅行，而周温行在雨夜独自去了海边。他究竟去那里干什么呢？以及，詹妮娅还想到，尽管在昨天夜里她两次问起周温行的年龄，赤拉滨都极有技巧性地把它转移成了专业和资历的问题。他可能是无意的，但詹妮娅还是怀疑他。她觉得这两个人很不寻常，而不寻常往往意味着危险。

危险可以距离一个普通孩子的生活有多近？如果要詹妮娅来回答这个问题，她会认为那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她妈妈和老哥那样的成年人容易大惊小怪，觉得孩子接受不了那些涉及到本质问题的概念。死亡与暴力，生命的脆弱与虚幻性。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观点，而且也是健忘的。

危险一直就在那儿，死亡也是一样。人们装模作样地相信危险可以和生活隔离，就像把荒野和人类生活区隔离，那是为了能像她妈妈那样睡个好觉，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或者像她老哥那样逃避焦虑与抑郁。可是，既然成年人都做过孩子，他们其实不应当忘记自己小时候都想过些什么。在拥有大把时间和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未来时，孩子是很容易思考关于“丧失”的问题的。我会死吗？死后是什么样子？我可以不死吗？如果你正第一次享受着最美好的生命时光，你怎么可能会不担心失去它？佯装自己不记得危险这回事，从来不去防范和准备，可是等真正发生的时候又大惊小怪，假装自己被这件事吓得眼泪汪汪，那实在非常好笑。

詹妮娅叹了口气。她开始感到饥饿，终于决定下床去给自己找点吃的，也许在楼下还会碰见赤拉滨呢。她怀着这个希望走下楼梯，可惜餐厅里做的客人她一个也不认识。她问了柜台，知道昂蒂已经去海边了。她紧接着又向柜员打听赤拉滨和周温行，可对方说自己不太记得这两个客人。旅店的客人确实不少，可詹妮娅觉得那是托词，因为赤拉滨的长相是叫看过的人很难忘记的。

外头的天气依旧阴沉沉的，像是积满了污水的盥洗池。詹妮娅不想在这个天出去，情愿留在餐厅里磨蹭，顺便用手机和朋友们聊聊天。她检查了自己社交账户上的所有留言，发现汉娜给自己发了张虚拟贺卡，问自己假期过得怎么样；蕾丝莉发现她的新男朋友在是否单身上撒了个大谎，于是分手了，这一点也不新鲜；艾玛家新养了一只拟鳄龟。这是个有点意思的事，詹妮娅对着那几条动态视频看了好半天。拟鳄龟倒是挺有派头，但她没有那么喜欢爬行类，她更喜欢能在树林与草原上奔跑的动物。在秋天的树林里奔跑，落叶是五颜六色的，好像一大群蝴蝶的翅膀。她隔三岔五就做这样的梦，但是已经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詹妮娅的手指划过自己的主页。她想要找找关于非洲传染病情况的最新报道，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大部分新闻报道都讲得那么笼统，即便她老哥已经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在满是虫豸与野兽的雨林里发热、头晕、器官衰竭，最后一命呜呼，她可能也永远不会在新闻上看到。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可真叫人捉摸不透。

她皱着眉滑动那些新闻页面上的照片。大部分都是些充满痛苦的垂死面孔，或是病人们畸形扭曲的身躯特写。基本上都是当地人的……那并不是说游客就一定会安然无恙。她并不真的觉得她老哥是个照顾不了自个儿的白痴，但整整两年多的“追寻自我之旅”有点太久了。那些寄来的明信片又显得那么正式和刻板，一点都不像她老哥说话的习惯。或许是她老哥的书面习惯与口语相差很大？不无可能。她并不知道他是否写日记。

别装模做样了吧，她对自己说，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一个基本事实从很早以前就完全地为詹妮娅所接受了。在她尚且年幼的时候，她以孩童的视角观察周围所有人，同时也能聆听所有人对彼此的评价。如果她在这种观察中学到了什么刻骨难忘的知识，那就是所有人都在掩饰和撒谎。所有的人，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有着不止一张面孔。那不是出于某种刻意的酝酿，只是一种角色扮演的社会需求。她曾吃惊于母亲在谈判中的声音时何等冷静而紧绷，而如果在另一个马尔科姆精心设计的场合里，俞庆殊也能像个小姑娘那样咯咯地发笑。当她面对詹妮娅时又成了第三个人。这三种声音听起来简直不像是从同一张嘴里发出来的。当然，不只是她的母亲，她所能观察到的每个人都差不多。

而她那有着庞大家产的异国老哥，是她所知道的最严重的撒谎者。

成年人在社交往来中做出的判断有时会错谬至不可思议的程度。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固定的观察和解释模式，因此很难再去模拟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很早以前，詹妮娅知道她的老哥正站在悬崖边缘。一种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沉重情绪在折磨着他，促使他在午夜时分独自徘徊于客厅和前院。有许多晚上她从梦里惊醒，察觉了自己房门外正发生的事。但是那时她已然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她便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屏息等待。

她到底在等什么呢？或许当时她还不清楚，但十六岁的詹妮娅已经完全洞悉了那个答案：她是在等信号。最终时刻到来的信号。或许那是把手枪保险拉开的声音。或许是椅子被踢倒的声音。还有一种可能性最叫她担心：药瓶盖打开的声音太轻了，她可能会错过去。

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当然她会冲出去。她会像猎豹那样从床上一跃而起，直奔客厅和后院。她会把他抓个现形，让他无可否认。然后她会让俞庆殊去给他找个心理医生看病，而不是让这对母子年复一年地兜圈子。那整个就是活见鬼。她妈妈总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不，那是完全说不通的，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作为一个律师，或许俞庆殊对证据的看重远远超过直觉，多年来她以职业性的耐心试探着自己的儿子，像在试探自己的委托人是否向她隐瞒了重大事实。可是她老哥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他几乎掩饰得天衣无缝。俞庆殊没有把握，至于另外一边嘛

詹妮娅歪歪脖子，撇起一边的嘴角。她不认识那一大家人，但有件事一直使她印象深刻：在某次小年夜里，她母亲前夫的新妻子打来了电话，是打给她老哥的。可是她老哥恰好出去了。拿起手机的是俞庆殊。对面那位夫人于是和她母亲说起话来那谈的都是些什么呀？她竟然听见电话那头的女人在夸奖她老哥。“又稳重又大方”、“靠得住的好男人”、“像他爸爸那样能担事”……

詹妮娅永远忘不掉当时俞庆殊脸上的表情，就像有一百个裸男只穿着草裙在她妈妈眼前跳肚皮舞。

谬误的产生是出于无知和浅薄，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詹妮娅始终相信那评价不是空穴来风，那正是她老哥所扮演的角色之一。那可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她攥着手机想，他到底为什么跑去非洲？是因为他终于演不下去了？她可不会被轻易糊弄过去，因为她是詹妮娅。可是很不幸地，她是詹妮娅，只是个十六岁的高中生，不能独自跑去非洲旅行。但是等她读完大学那就不一样了，她要做一个成功的动物学家，当然她应当有机会去非洲考察，也早晚会搞清楚她老哥在搞什么鬼。她会从雨林里揪出他，就像她在小学时就做过的那样。

詹妮娅专心致志地想着这件事。她想得太投入了，结果在搅咖啡时晃了下手，差点把杯子给打翻。她眼也不眨地抽出纸巾，在咖啡淌到桌边前就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一切后她还下意识地朝周围望了望，想知道是否有人看见她打翻咖啡。真倒霉，有一个人正在楼梯口盯着她看，而且可能已经盯了好一会儿了。

周温行端着他的盘子走了过来。詹妮娅已经不能假装自己没看见。她希望周温行像昨夜那样不近人情，自己去找张空桌子坐。可是今天他好像又有了好心情，手里端着咖啡与一片很薄的黑面包，脚步轻捷而平稳。他笔直地走到詹妮娅对面坐下，眼睛看着她打翻的咖啡杯。

詹妮娅抓起杯边的白糖罐：“你要这个？”

“不，我不喝甜的。”

“一点也不加？”:.

周温行微笑着摇了摇头。他这人的文静叫詹妮娅没话可说。她不太擅长琢磨这种内向的人意思是她不太会和他们相处何况这人还显得非常神秘。她并没忘记他昨夜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如果那个故事不是完全的胡编乱造，那么这人经历的事可是要比他看上去经历的要多得多。

詹妮娅又开始盯着他。她在观察他身上的种种细节，以此来和昨夜的故事比对。他曾经长期摆弄草药吗？那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他的手上应该有伤疤和老茧。有吗？她一点也看不到。

“你在想什么？”周温行问。

詹妮娅知道自己盯得太明显了，但她并不打算掩饰。现在可不是大半夜，餐厅里多得是客人。她晃了晃咖啡杯，干脆地说：“我在想你昨晚讲的事。”

周温行看起来并不意外。他笑着问：“你觉得那是个玩笑吗？”

詹妮娅不打算跳进这个陷阱。她把这问题绕过去，摆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国家的？”

“跨海过来。”

“你是说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