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乔兰叫强子多留意一下张申跟喜子家里的事儿：“少说话，别老耍二杆子脾气。”没过几天，强子就带回来两个噩耗：“张申婆姨上吊死了，娃娃们恓惶得很，所幸家里老人还在，有人管。喜子要跟婆姨划清界限离婚，喜子婆姨当天就疯了，被送进了精神医院，娃娃们也不敢吭气。”“两家人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世道咋了吗。”乔兰坐在炕上望着窗外，天瓦蓝瓦蓝的，一如平常的日子。她呆呆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连强子又说了些什么都没听见，脑子里乱成了一锅浆糊：“这是咋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吗。”她想不明白为啥这些事儿会发生：“追求了一辈子自由，到头来自由在哪里。如今连话都不能说，连人都不得活，这是招谁惹谁了。林子、喜子、张申，他们一辈子为保家卫国做了多少事情。他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要如此对待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叫人安生过日子，好好活下去呢。熬着吧，我倒想瞅瞅甚时候是个头。”
海涛在狱中过电影一样回放着过去几十年的种种，打发寂寞难耐的空闲跟空虚：“年少时虽说轻狂好斗，可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还真是令人神往啊。那些炸铁路、端炮楼、穿越火线的事情，一想起来就一阵又一阵肝颤心悸，生死一线的记忆竟然如此清晰难忘。上海、香港的繁荣混乱，叫人有许许多多不可思议、不可言表的想法。许多事情看似想明白了，仔细想想，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云遮雾罩的，好象有一张薄薄的窗户纸，看似一捅就破，可又坚如磐石，怎么也勘不透、看不穿。差点什么呢。”这点儿疑惑，他在狱中想了很久很久。当遇上了一件由一丁点儿小事引发的闹剧时，他顿时醍醐灌顶，一下想明白了。
那是一个阳光正好的中午，他们这些人正在田地里劳作。正值夏季，阳光毒辣辣地照在每个人的背上。有脱了衣衫赤裸上身光膀子的，有顶着草帽围着毛巾严严实实的，有踏踏实实认真干活的，有避开管教目光懒散乱晃的。一滴滴汗水从上往下滑落、滚落、滴落，光着脊背的，汗水布满了黝黑的肌肤；裹得严实的，汗水湿透了衣衫；认真劳作的出汗并不多，出气还均匀；懒散乱晃的出汗并不少，上气不接下气，喘不过气来。一个个人都渐渐地疲惫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好像中暑倒地了，他瞅见没有一个人去把他抬到地头荫凉处，喂些水缓一缓。心中实在不忍，他忍不住硬着头皮丢下锄头，跑过去抱起那人，快速往地头跑。管教大声吆喝着，他理也没理，继续往地头跑。一声枪响，吓了所有人一大跳，除了开枪的人。他仍然坚定地往地头跑，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他气喘吁吁，终于跑到地头的大树下，大树底下很凉爽，好像刚从桑拿房出来，吃了一根奶油冰棍，凉到了心里面。他赶紧拿起洋瓷缸子，从桶里舀了一缸子水，泼在那人的头脸上，又舀了一缸子水，准备给他喂下去。那人呻吟一声醒过来，大口大口地喝着水，好像沙漠里行走多日的人，见到了甘甜的湖水。管教把他一把拉开，缸子落到了地上，剩下的水洒在地上，一滴不剩，瞬间吸进了土里。那人惊恐地看着管教，想挣扎着继续去地里干活，一阵眩晕，跌倒在地上。他拼命用力在地上攀爬着，好像登山一样。他被管教揪着往地里走，猛一挣扎，挣脱了管教的手，愤怒地看着管教。管教吓得后退了一步，恼羞成怒地一脚把他踹出了荫凉地，一个趔趄跌倒在干旱的地上。热辣的阳光照射在他赤裸的身上，发出刺目的反光。一群人个个愤怒地围住了他，一个个瞪着眼睛，目不转睛，死死地盯着管教。管教一动也不敢劲，吓得直哆嗦，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枪声惊动了狱长，一队管教齐刷刷开了过来，用枪指着这伙愤怒的人们。狱长皱了皱眉头，开口问了两句话：“谁开得枪，地上那人怎么了。”远处跑过来个管教，支支吾吾地说：“我开的。”他还想往下说，狱长一脚把他踹了出去，跌倒在地上，扬起一股呛人的尘土。跟前的那个管教颤抖着结结巴巴说：“他，他，他晕过去了。”狱长说：“全体集合，回监室。”一伙犯人被一群管教押送回牢房，路上一个个悄无声息，没一个人吭声，只有凌乱的脚步声跟几声枪支晃动偶尔碰撞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他被关了禁闭。等他从小黑屋放出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他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人不见了，晚上跟相好的舍友一打问：“这么严重。”他关禁闭的第四天，他们被派去砖窑搬砖，那人又晕了过去，有个人有样学样，照样去照应那人。还是那个管教，死活不让，争执起来，不晓得谁先动的手，一群人把管教围殴了，打个半死，差点儿出了人命。起先动手的人关了禁闭，如今还关着。那体质虚弱老晕倒的人，如今还在医务室躺着没回来。那个管教从此不见了踪影，可能已经调离了监狱。狱长没再处罚针对谁，管教也没过去那么严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起来。他明白了：“那层窗户纸叫抗争。”过去发生的种种顿时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抗战到底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选择。不抗战没有新中国，不抗争没有新秩序。鲁迅先生说得真好，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说得痛快，可不实用。这句话要改改，真的斗士，敢于抗争一切的权利，敢于面对一切的挑战。一个人只要活着，总要有一个人的坚持。抗争永远都有存在的必要，任人欺凌，到头来只能任人宰割。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生存法则。软蛋永远也硬不起来，干不成甚事。”
打那儿起，乔兰的日子过得更有精神了。屋里门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拾掇得齐齐整整，自个儿也收拾得利利索索、清清爽爽：“不管这个世道如何，自个儿的日子还是要过得有滋有味。”她在昏暗的灯光下，每天从箱子底儿翻出旧书，开始重读，想到什么就写点儿什么，写完念完就立马烧掉：“凡事小心为妙吧。”她最舒心的时候，就是在这昏黄的灯光下念书，从这个纷乱的世间，偷来难得的片刻安宁。这一刻，她仿佛又回到过去，在那个僻静的小院，跟那群意气风发的小后生厮混。那里有她燃烧的青春，有她自由的灵魂，有她不灭的美好。
一个阴沉沉的午后，喜子被几个人从办公室带走了。他早已经有心理准备，他晓得这一天迟早会来：“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眼瞅着老兄弟、老朋友、老熟人一个个被带走。有的没几天就放了回来，有的一去不复返，再也没回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晓得究竟是个什么下场。”
这段时间，他烟抽得一天比一天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没办法，失眠的日子不好过，失魂落魄的日子更没法过。”他一个人一天天自恋、自爱、自怜、自怨、自艾起来，仿佛旺盛的精力发泄后，整天紧绷着的神经能有片刻的舒缓，高潮刺激能叫他暂时忘却那些令人心悸的画面。他不敢想、不愿想那些想想就叫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可那些场景时不时就会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从梦中惊醒，每次都是一身冷汗。这叫他大白天也仿佛在做梦一般，门一响，他就一激灵，生怕有一群人板着脸进来带走他。
他被带到了一个地方，例行公事般被寻问一个个人尽皆知的问题。他态度诚恳，不厌其烦，老老实实回答所有的提问，主动交待他的“黑历史”。他晓得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不攀咬别人，只说自个儿的事情，心安理得地过了几天还算不错的好日子，有吃有喝有觉睡。
过了没几天，这伙人第一次没叫他晚上睡觉，他晓得人家开始上手段了。第二天下午，一个板着脸模样还算周正的女人进来开始寻问。她说：“别紧张，你的事情我们都晓得。你没干过什么反革命的事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说那些有问题的人的事情吧。……。”喜子诚恳地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旧时文学社的事情也说了，不晓得还要说些什么。”女人一本正经、严肃认真地说：“一个一个说，不着急，咱慢慢聊。”两人聊了一下午，又聊了一晚上。女人走了，换了个男人跟他接着聊。晚上，女人来了，聊到半夜，已经睁不开眼睛的他感觉有只女人的手摸上了自己的脸蛋、胸膛、身子。他想睁开眼，拨开手，可身子却很诚实，一动也没动。他任由女人乱摸，浑身发热、发抖，浑身硬得跟石头似的，神经一时紧绷起来，头脑也清醒了不少。不晓得什么时候，女人走了，只留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晚上一个人到这个小院来，不见不散，不来你会后悔到死的。”
第二天一大早，有个男人进来叫醒刚眯了个眼、打了个盹的他：“你可以走了，事情清楚了，往后有什么要交待的，就去行署大院找我，我叫吴冬。”喜子糊里糊涂出了院门，四处打量了打量，认了认门：“小院在巷子深处，很僻静，很冷清。”他晃晃悠悠出了巷口，吸了几口清晨新鲜的冷气，感觉活了过来。
他晕晕乎乎、飘飘忽忽回到家，一进家门，就把自个儿扔到床上，四仰八叉昏睡了过去。下午醒过来，他去街上的大食堂里胡乱凑合吃了一顿，又回到屋子继续睡。他已经三天三夜未合眼了，一心想睡到天荒地老，再不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