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李助说的正式，大家都凝神细听。只听李助又说道：“哥哥早有“九字方针”妙法，兄弟不需赘言。山寨想要全面发展，无非在经济和军事处着手。只是如今想要广积粮，扩大实力，首要就要解决生存问题！”

李助所说的问题，是他一直关心的问题，要不然他也不会在水泊周围造田屯垦。如今梁山士兵众多，占了人口的一多半，相当于一个人养一个半兵。虽然大家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但是这负担也太重了。

按照山寨以往的手段，钱粮除了当道劫掠的，就是吃大户借来的，还有小部分乡民赠送的和在外采买的。正所谓家中有来弄粮心中不慌，若是没粮……粮食问题是经济命脉，不能自给自足将来怕要吃亏。

这粮食问题也是王伦特别在意的问题，原时空中，梁山晁盖、宋江奉行的是流寇主义。没有像田虎、方腊那样建立根据地，更没有发动百姓。百姓像躲瘟神一样，离家逃难，不在少数。比如梁山不得人心，高俅征讨梁山时，打造楼船的叶春就是一例。若不是梁山抢了他的财货，他也不会投靠高俅。更有独龙岗上，三庄互保，都是为了对付梁山劫掠。

更由于梁山好汉时常下山抢夺财物，梁山附近的道路上没有了经过的商队，就像杨志雇佣的挑夫还有押送宋江的公差都不敢过梁山。

梁山此种经济是一种抢掠式的经济，不是靠自己的生产发展的，而是靠对外掠夺。这种经济得以实现，它有三个条件：一是物质产品丰富，钱粮布帛是抢掠而来，无本万利，利润丰富。二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相对封闭，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所致。三是因为梁山是个特殊团体，为共同的生存目的走在一起，有比较强的凝聚力。

长久以往，梁山唯一的收入就是抢劫，入不敷出。但不幸的是，梁山核心层没有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只有走黄巢、李顺的路子。最后梁山因没有粮草，不得已，在大好形势下选择了招安。

如今梁山要继续发展，王伦深知仅靠梁山附近州府钱粮是不够的，还要要夺取土地，这才是立身之本！

对于梁山上的经济状况，王伦早有预算。收入方面，梁山地理环境绝佳，有些自力更生手段，可以创造生产收入。比如现今朱富负责的自酿的好酒，八百里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并鲜鱼，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之类。还有宋万组织妇孺自养的鸡，猪，鹅，鸭，等品物都是没多大投入的收入。

但这些收入在山寨资产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虽然王伦禁止手下胡作非为，但做了山大王，更多的还是打家劫舍，劫掠过往的客商。

就是原著中，义薄云天的晁盖也不能幸免。火拼王伦之后，晁盖宴请众人，书中写到：“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晁盖与吴用，公孙胜，林冲饮酒至天明，只见小喽罗报道：‘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么？小喽罗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头势猛了，都撇下车子，头口，行李，逃命去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自今以后，不可伤害於人。’”

这晁盖算是仁义之盗了，是只劫财不夺命了，劫掠后第一件事也问有无杀伤人命。听说没有死一个人，就大喜赞许，却是不喜金银喜旅客无恙。

从河东回转的路上，王伦也在思考山寨的经营问题。山寨人口众多，人吃马嚼，花销不小。等到与朝廷开战，没有钱粮那是万万不能的。他闲来无事，也回想些书中晁盖、宋江的经营手段。

比如原著中梁山由宋江做主后，策略方针又有了改进：“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

至此，梁山已经完全不再像一般草贼劫道行凶，而是专门劫富济贫。有组织，有计划的囤积钱粮财货。

梁山不断壮大，就各处攻城拔寨，冲州撞府，将广有钱粮的一些州城府县（高唐州、大名府）和富强地主的大庄园（祝家庄、曾头市）等抢掠一空，收为己用。单单在祝家庄，梁山众人就抢了粮米五千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