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涛继续说道：“各县区、开发区的政府债务是167.67亿元，一般债务为94.27亿元，专项债券为73.4，我没算错吧。”

财政局长李德天忙说：“书记算的一点没错。”

“市长，市政府给原咸城各县区、开发区召开一个专题会议，告诉那些书记、县长、区长，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不按合同履约等，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帮他们偿还债务是为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全力发展经济特。要出台文件，严禁边清边欠，以后政府投资项目，必须落实资金或者明确资金来源。对没有明确资金来源的项目，一律不得批准实施，谁敢举债搞建设，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不管他是什么职务，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坚决一撸到底，不仅追究他的领导责任，还要查他的经济问题，长安的政府项目必须是诚信项目，不能让企业说三道四，不能出现不按合同和进度拨付工程款现象。”

“好的，书记，我尽快安排会议，出台规范性文件。”

11月底，让承揽原咸城市政府项目的1600余家企业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接到了长安市和各县区的电话，竟然要主动清偿所欠工程款！

这是啥概念？这群老板们敢发誓，如果不是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尽、好处给足，那些官老爷们从来没有主动给过一分钱，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咸城市刚并入长安，竟然开始主动清偿债务了，看来大家说的没错，市委书记王鸿涛是个天大好人呐，这是个不爱欠账的领导，没有新官不理旧账，大发慈悲竟然一股脑把账清零了，菩萨保佑，这样的好人就该当大官，长安市的项目能干、要干、抢着干！

以前，应对危机都是非常迅速的，像地震，水灾之类的事故，救援队伍一般都是第一时间到场，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现在只能打太极，正所谓见微知着，细小的改变，其实是大环境的变化所致。

近两年，很多机关单位发不出工资，事业单位、银行等全面降薪，全部指向地方政府缺钱了，拥有庞大的政府债务。

一方面分税制导致增值税、关税等优质税种归入中央，基础建设，各种事权下放地方。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财权上缴，事权下放。

地方政府事儿多，收入少，就必须负债经营。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城投公司，专门融资用的。

前些年由于有土地财政，没有什么事情是卖几块地不能解决的，所以尽管债务高筑，也没很缺钱。

目前，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大概25万亿，这是看得见的债务，利息也比较低，平均按照4%计算，每年大概需要支出利息1万亿。

还有很多隐形债务，像信托贷款，私募基金贷款等，按照城投类信托规模估算，这个数字跟债券比只大不小。就按照25万亿计算，平均利率在8%以上，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超过2万亿。

两者加起来就是50万亿，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超过3万亿。

天量债务，收入小于支出以后，连利息都还不上了，这个雪球就会雪崩。债务都还不上了，其他事情当然做不了。

一切都是没钱惹的祸。当工资都发不出，饭碗不保，谁还有心思做事！

天量的债务，怎么办？王鸿涛非常清楚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危害，一是它开创了地方政府举债大兴土木的恶例。二是成了地方官员为自己政治前途而大上政绩工程的资金来源。三是因为政府举债的政绩工程已经成为经济浪费的样板。四是它与权力资本合谋形成腐败的土壤。五是政府债务成因复杂、清偿难度大，牵扯前任后任领导班子错综关系，已经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执政形象，进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广大农村，财力紧张、税源单一，过度负债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为突出。个别地方领导竟然成了“躲债干部”，“病急乱投医”盲目引进项目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还不了债，就会损害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由于清偿债务往往是替上一届政府善后，还要去揭“旧盖子”、翻老账，因此不少地方在化解政府债务问题上往往“雷声大、雨点斜，尽量把矛盾推到下一届。六是政府债务最终“埋单者”只能是广大老百姓，只能是每位纳税人。必须说，政府债务，是加重税负的罪魁祸首之一。

政府本应在市场经济中向老百姓伸出“援助之手”，而今这只手蜕变成真正的“掠夺之手”，最后还要从老百姓身上掏出政府债务的均摊钱，与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公害。对此，必须坚决地对政府说“不”！

可以断言，在日后的城市竞争中，谁的债务少，谁的竞争力就大，王鸿涛要未雨绸缪，必须让长安成为零债务城市，好的日后的竞争中轻装上阵，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