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远城大放异彩的这十一门西洋大炮是自沿海西方沉船上打捞上来，经千里运输至京师后调拨宁远的。

明朝自万历末年即开始仿制西洋大炮，但仿制品的质量远逊于进口货，在首次施放便有不少炸了膛。

无奈从澳门进口大炮，而澳门的铸炮产能亦十分有限，故只能打起在沿海沉没的西方商船所载火炮的主意。

这些商船的自卫火炮并非西方最高水平，然而进入中国后立刻成为有价无市的神器。

可见，早在明末，中国的火器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并非一些文艺作品宣称的那样，“从北宋至明末，中国一直引领者世界火器发展的潮流”。

1625年开始，魏忠贤阉党兴风作浪，掀起多次大狱，打击东林党人。

随着孙承宗遭到魏忠贤阉党排挤去职，其经略辽东的幕僚，如鹿善继、孙元红、茅元仪等了解火器的人士陆续被罢官。

此时西洋大炮的引进、训练都仰仗西方传教士。

当时西方的几何学、物理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瞄准开炮已经成为一道物理、几何应用题，只需要测定距离等参数。

对照射表，即可调整方位、角度，实现精确瞄准。

明末引进的西洋“铳规”，即象限仪，大大提升了火炮的命中精度。

徐光启、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批信天主教的士大夫又在科举考试中结成了很绵密的人脉关系，故往往与东林党人亲近，此时也一并遭到贬斥。

临危受命的孙承宗于辽东数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士大夫们为引进火炮动用全部人际关系的竭诚努力，至此全部化为泡影。

此外，明代一样有保守势力阻挠引进西洋火器。崇祯末年，有人上书请传教士汤若望指导铸造西洋大炮。

左都御史刘宗周冠冕堂皇地宣称：“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在袁崇焕坚守宁远城时，引进西洋大炮的工作已经趋于瘫痪。即使在创造了宁远大捷之后，袁崇焕仍然遭到罢官。

1631年，孔有德等人的叛变又给大明的火器部队以一记重创。

孔有德是原明朝辽东总兵、左都督毛文龙的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孔有德逃奔山东，投靠了登州巡抚孙元化，成为步兵左营参将。

1631年秋，皇太极围攻大凌河城，为救援困于城中的祖大寿，孙元化急令孔有德率轻骑出关。孔有德军行至河北吴桥。

“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则出行掠”，随即哗变，“纠众数千，掠临邑，凌商河，残齐东，围德平，破新城 ，恣焚杀甚酷”。

这股乱军一路剽掠，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年正月时竟然“率众迳至登州”，在城内叛逆的接应之下，孔有德率众冲入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