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平日满嘴仁政爱民,曾下旨“今后有抢汉人一物者即行处斩”的顺治完全暴露了豺狼面目，恼羞成怒道“镇江阖城从贼，理应诛戮；免行追究，已属法外之仁！”。

且避重就轻的狡辩：“征剿寇盗、平定地方，皆满兵之力；何云满兵骄悍成习？”，又责骂“且马腾升系何国之人？

乃称满兵骄悍成习，是何意见？”话说到这份上，马腾升革职掉命的下场跑不掉了。这种征服性色彩浓厚的暴政到康熙年间的三藩战争中达到高潮，酿成汉官集体向康熙发难事件。

康熙因此落下终生的心理阴影，加深了对汉族的偏见与隔阂。当然，这是后话了。

达素大军在福建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途中所过，各掠三十里居住人家，令供酒肉；役使主人，拆毁房屋”。

每个满兵，竟“用夫至二、三十人；兼以修城，烧运砖瓦、砌石搬土”。八闽大地，任满人横行践踏，广大百姓留着亡国奴的辫子，穿着亡国奴的衣式，受尽亡国奴的欺侮，却哀苦无告。

三月，“安南将军”达素主力抵达泉州，策划对郑成功大本营厦门岛作最后的总攻。一边到处掠夺船只，一边策反郑氏内奸，只是这种策反流于急于求成。

而没有当做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他们收买了郑氏厨子张德，寻机毒死郑成功。这种孤立的小把戏很快事泄，被郑成功乱箭射杀。阴谋受挫，清方原定的闽浙粤三省会剿的计划也出了问题。

广东尚可喜方面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不放碣石总兵苏利、饶平总兵吴六奇、南洋水师副将许龙参加会剿。

由于郑氏地小人稠，广东的潮、惠地区，是郑氏集团最重要的粮食来源地，因此广东的满清当局特别重视水师建设。这三镇水师与郑成功交手多年，深谙郑氏水师的作战特点，是对郑氏极具威胁的力量。郑成功也的确对广东水师极为忌怛。

竟请动亲叔叔郑泰出马，分出很大一部分舰队驻金门专作伺候。可是达素和一向老谋深算的李率泰却莫名其妙的漠视这些水战老手，只一味迷信满兵战力，视汉人同僚如草芥。连广东方面的工作也不做一下，自弃一处奥援。

更失策的是，军中仅有的具有水战经验的部队，是郑氏降将施琅、黄梧的水师，除了拥有郑氏海军高水平的技战术素质，而且经验丰富，熟知厦门海域的水文。

地理、风向。原本就堪称郑氏海军最精锐的元素。如此得力的臂膀，竟也未受到达素一伙的应有重视。而是一反汉前满后的传统出战惯例，以大船配载满兵为前锋，却将施、黄部队赶到屁股后面的八桨小船上当龙套。

这也体现出“满洲本位主义者”是何等骄狂，愚蠢和不切实际。可以推想，如果达素、李率泰之流能正确看待这是一场以少打多、以弱攻强的战役，放下身段，虚心的争取广东三镇，并重用施、黄的队伍。则南线作战。

虽然说不上战胜郑成功庞大的主力舰群，至少能死死缠住它，使之付出相当代价，而且难以分兵援救岌岌可危的厦门岛北。再不济，就是败退，有广东和施、黄水师的齐力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