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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正式开始的前夕，米高扬在内部会议上说：

“假如不是向全联盟做出报告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向慈宗去世之后的第一次全体大会的参会者们报告曾经发生过什么。假如我们在这次大会上不去做这件事, 而由别的什么人在某一个别的什么时候去做这件事, 那么等不到下一次大会, 所有的人将会有法律根据认为我们完全是所犯罪行的罪人。”

慈宗曾经做过的事情，那些罪恶的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赫鲁晓夫不在内部主动的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而是由外部的敌人通过间谍探查之后曝光出来，那事情就将会越发的完全不可控制。

无论是谁，只要了解了事实就会将联盟这个集体和慈宗个人联系在一起，从而一起唾弃，因为联盟隐瞒了慈宗所做过的恶行。

米高扬对客观事实的存在并不避讳，直截了当的阐明了所有人内心都懂又不敢说出口的话：

“当然,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负有某种责任。但是, 我们可以解释我们是处于怎样一种充满恐惧的氛围里, 我们是在怎样一种随时会丢掉性命的环境下工作的。假如我们主动地做了这件事, 诚实地向所有人讲述了真相, 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人们的原谅, 人们将会原谅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所负有的那种责任。”

赫鲁晓夫补充说：

“起码, 人们都会这样评价我们：我们做事诚实, 主动地讲述了我们并不是这些黑色案件的发起人, 我们将能够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尊严。而假如我们不去做这件事, 那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名誉和尊严。”

当初慈宗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杀人行动的时候，包括赫鲁晓夫在内，联盟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曾经或多或少的参与过。名单是大家都签过字的，一千多万的犯人和几百万具尸体都是大家一起间接害死的——谁也没有在那时候敢于去反对慈宗的决定。

但那时候谁又敢去反对呢？谁又敢不在名单上签字呢？

大家都脏，但只要我们敢于承认自己脏，那就还有重新变干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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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对卡图科夫也是这样说的：揭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但卡图科夫还是认为如此行为会引发一种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他承认以利亚大禹治水的比喻是正确的，然而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全面批判慈宗的行动还是应该放缓才对。

卡图科夫的思维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他既想要维持联盟内部稳定，又想要根除联盟体内的弊病——其实只要是人就逃脱不出这个怪圈，就好像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想要高收益却又不愿意承担风险一样。

以利亚对卡图科夫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联盟渐渐的变好，那么你就不应该恐惧于接下来的【阵痛】。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揭露问题才是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战争之前，卡图科夫的信仰是纯真的，他要工人的地位，人民的荣誉，被压迫者的幸福。

战争期间，卡图科夫的信仰是越发的坚定。他相信只要打败外敌，那么一切都将重新走上正轨。

战争之后，卡图科夫的信仰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他也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站起来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